茶室

2016-06-02 11:18:46

□ 李长声/文

做茶道活动的茶室通常是四叠半大小。叠这个汉字在日本训读为草垫子,音读是计数草垫子的量词。武士有权有势了,兴建豪宅,脱胎于京都贵族的寝殿式房屋,叫作书院式。所谓书院,本来是禅寺里称呼客厅兼书斋,由此也可见武士对禅文化的热衷。武士也要很文化,屋里用来挂字画、摆花瓶的地方叫床之间。17世纪初定型,现今和式住宅基本是书院式。旅游日本,在和式旅馆的房间里用餐,背对床之间是上座。

书院式豪宅里请人喝茶,地方起码有六叠,宽敞而豪华。对这种做派,室町时代(1392年-1573年)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很反感,毅然把茶室缩小为四叠半,叫草庵茶室,这么简素就是。他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参禅,茶也喝出禅味,而一休多才多艺,珠光得以在艺术上开眼。四叠半构成一丈见方的房间,显然是效仿维摩诘居士所居的方丈之室。维摩诘作为在家菩萨与大智的文殊菩萨论辩大乘妙理,这个佛经故事是禅寺的常识。维摩诘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或许小小的茶室也暗含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亦即精神性。

周作人说:“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窃以为茶道之所以有“宗教气”,看其生成史,恐怕首先是禅茶捆绑着传入日本的缘故。武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权,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以抗衡京都的贵族文化,并且把自己修养为贵族,恰好这时候僧侣从中国拿来了禅和茶,他们就统统接过来。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本身就是大茶人,茶道成气候,厥功甚伟。这当中自有对先进文化的崇媚。其实,炮声一响,我们拿来主义和精神不也是到处附会,近乎宗教情绪吗?大可不必为那些道而友邦惊诧。周作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而使茶成道的千利休给茶道设定了“第一在于以佛法修行而得道”,那是片刻也不得优游的。

周作人又说:“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象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日本人恰恰从这里所说的“简陋万分”下手,打破了中国文化,形成它独特的审美——。

村田珠光的弟子武野绍鸥把四叠半的茶室抹土墙,用竹椅,进一步追求之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以小出,把四四方方似升底的四叠半茶室改为不足二叠。京都里千家的今日庵即这种小间的代表,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所建。不留余白,主人与客人几近促膝,也未免无所不用其极,倒像是过于执迷了。

东京的新宿、涩谷等地小胡同里有非常小的酒馆,三五客人一个挨一个坐,里面的人要出去方便,全体起身到外边去,大概这就像茶室风情。千宗旦再次归隐时建造的又隐是四叠半,这是茶室的普遍形式。更绝的是千利休在大阪看见渔民钻进船里的入口,看出,觉得有意思,于是在茶室窗下开个口,也就二尺见方,供茶客出入。写作躏口,也叫潜,就是钻的意思。

这样爬进爬出确像被蹂躏。书院的茶室可以昂然而入,草庵茶室先得在躏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来,往里探头,便看见正对面的床之间,挂着有禅意的墨迹,“初发心时便成正觉”。钻将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这就是脱离世俗与日常的美的空间。进过和式房间就知道,不宜站立,一切东西是坐下来或跪下来看的。茶室小,器具、颜色等与之搭配,审美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京都妙喜庵有一个粗陋的待庵,四叠半,据说是千利休指导建造的,国宝。

如周作人所言:“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中国人看得懂茶道。不过,抹茶虽然是我们宋代人的喝法,但茶道把它像刷锅水一般递过来,往往难入口,更何况跪坐在草垫子上也是活受罪。

作者为旅日学者

李长声/文/文
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