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家族记忆与身份认同

2016-12-29 18:50:17

□ 赵勇/文

读叶广芩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老舍先生。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旗人(叶广芩是出身于满族正黄旗世家的“格格”),而且因为叶广芩小说中那种纯正的京腔京味,人物跌落的命运,以及作者的悲悯情怀,都与老舍小说的精气神有相同之处。老舍写了一辈子小说,但大都还是别人的故事。等他终于觉悟写自己的故事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正红旗下》这部长篇家族小说,老舍只是写了个序幕的篇章,就不敢往下写了。而叶广芩却能够从容不迫地一篇篇写下去,最终由中篇而长篇,形成了一部部家族小说。

这样的家族小说一路读下来,很能够让人五味杂陈,心生感慨。因为那里面不仅有人物的命运,还有老北京的文化。例如,《采桑子》中,当宋太太不明白为什么连说话也要上心,舅老爷给她解释了何谓韵白,瓜尔佳母亲则给她解释了官话与京片子的区别。在这里,“官话”既是一种身份标志,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天已差不多失传了,因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熟悉的是王朔小说、冯小刚电影中那种贫而碎的京片子。

叶广芩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写来,一方面是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另一方面是老北京的文化扑面而来,这样,她的小说也就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她小说中呈现的那种文化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在革命文化的氛围中,传统文化作为“四旧”或“封资修”之一而被彻底扫荡。在那个革命年代里,传统文化不仅不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要被驱逐出记忆装置系统,进入到被遗忘的状态。于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革命洗礼,一代代的中国人仿佛都成了社会主义新人,我们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叶广芩通过回忆,通过对自己家族史的回溯与钩沉,最终又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和物质载体,把自己的个人经验记忆转化成了集体的文化记忆。

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这样一种写作我以为也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与封建沾边的个人家族史已不具有任何存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红灯记》里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也就是说,官方希望革命历史成为“革命家史”的总和,“革命家史”也具有了一种“集体家族史”的象征功能。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叶广芩自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而当她开始回忆并写出了系列家族小说时,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谱系。于是她执着地寻找、挖掘、记录,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身份认同的困境。而所有这些,在《状元媒》中又显得更加分明。

如果把《状元媒》一路读下去,相信最后一章《凤还巢》是很能让许多人感动且感慨的。文中写道,1969年“我”插队陕西,40年后却要回北京安家落户——“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亲自跑装修,把它装修出小时候在自家四合院房间里的模样。“我”这次回京,归心似箭,充满了“诗一般的感受”。而当她坐着公交车回忆着往事时,却因没有及时给一位老太太让座,被一个男的和老太太当作外地人挤兑了一通。于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表面上看似乎是斗气,但实际上是“我”对一种身份认同的期待。伏尔泰说过:“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当作者从父母的《状元媒》写起,一直写到《凤还巢》时,这是记忆之旅也是回忆之旅,“我想起”了许多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家族往事,它们把“我”搅在其中,“我”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去见证它的繁华和衰败。当回忆之旅结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要“凤还巢”了,这既是这个长篇结构上的需要,也是作者情感归宿和身份认同的需要。最终,“我”回来了,“我”也完成了对“旗人”或“北京人”的身份认同。尽管老家已被拆迁,北京已无这个大家族的亲人,北京城已今非昔比,物非人亦非,但作者毕竟通过回忆和写作,通过叶落归根的行动,最终走出了身份困境的沼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叶广芩更幸运的地方在于,老舍没写完《正红旗下》,他至死依然处在一种身份的撕裂状态。而叶广芩却打破了老舍的禁忌,成为找到自己真正身份的作家。我想,这正是写作家族小说对于作者本人最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勇/文/文
认同 身份 家族 记忆 叶广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