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呷哺集团工作超过5年的一位员工认为，茶米茶或是赵怡和贺光启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怡对记者表示，“（离开）没有什么，确实是理念不同价值观不同罢了。”

每经记者 舒冬妮    每经编辑 汤辉    

“（离开）没有什么，确实是理念不同价值观不同罢了。”6月15日，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询问，赵怡已经显得有些云淡风轻。自4月下旬起被动停职两个月后，6月14日晚，呷哺呷哺再发公告，宣布罢免赵怡执行董事职务。

赵怡直言当下并不想接受媒体采访，不希望呷哺呷哺的股东再遭遇股价下跌的局面，她也希望，贺光启能将呷哺带得更好。

5月21日，呷哺呷哺发布公告称，由于集团若干子品牌的表现未能达致董事会预期，故解任赵怡作为集团行政总裁的职务，5月20日生效；贺光启获委任为行政总裁，自2021年5月20日起生效。

“我本身个性比较强，自己接手呷哺呷哺时已经非常‘重’，2019年带着呷哺（业绩）上半年已经远超过同期的增长，2020年经过疫情，之后无论是销量还是整体，表现都非常好，但我也不想做过多解释。”赵怡暗指解任原因“业绩表现未达预期”并不是事实。

“不存在内斗”

“贺董作为创始人参与管理无可厚非，不存在内斗什么的，内斗什么呢？赵总只是职业经理人，没什么可斗的，只是经营理念不和……”一位接近核心管理层，但现已离职的呷哺呷哺老员工周丽对记者表示。

周丽向记者介绍，呷哺集团的组织框架中，贺光启为集团董事长，赵怡为集团执行总裁，主要负责呷哺呷哺，直接向贺光启汇报，赵怡的下级包括VP副总裁，再往下为负责各业务执行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直接向赵怡汇报。

“4月下旬赵总就被强制休假了，四五月份我们就陆续被人事约谈，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前后不到十分钟，谈完就算被辞退了。”周丽说。

周丽告诉记者，因为中层管理人员直接向赵怡汇报，工作关系紧密，随着赵怡被解聘，此次人员变动中，被辞退或离职的大多为中层管理人员。

“贺董之前都不怎么在公司，一个月可能就几回，不过疫情得到控制后，大概2020年年底、2021年年初之后，贺董每天都来公司。”周丽表示。

赵怡被辞退并非没有预兆。呷哺呷哺的多位员工都提到，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赵怡都曾与贺光启因意见不合发生过争执，“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但是在办公室都能听到贺董和赵总非常激烈的争论，大概是因为新模型店和一些数据的问题，当时4月份正值年报披露。”周丽说。

茶米茶或是重要原因

呷哺呷哺门店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资料图

在已离职的前员工眼中，赵怡是呷哺集团内少有的会跟贺光启唱反调的人。“之前要做茶米茶的时候，赵总就在会上反问贺董，为什么呷哺要做茶米茶，茶米茶能给呷哺带来什么……”原呷哺呷哺员工王轩告诉记者，这样的争论时有发生。

在呷哺集团工作超过5年，且已离职的王轩认为，茶米茶或是双方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不满意茶米茶的表现，其不能作为第三方为呷哺提供适合自己定位匹配的产品，无论茶米茶三个字、品牌知名度、产品竞争力在整个茶饮市场都极弱，起不到当初贺董承诺为呷哺引流、实现更多利润（的作用）。从匹配度、自然销售、毛利都不如当时可乐系，而且占用15平米，对于面积、工时、投资造成负担，且坪效很差。尤其贺董自己独立的十几家茶米茶店运作几年后，基本无盈利店，最后基本都关闭，更遭到呷哺反对。远远没有当初其承诺的星巴克品牌力、坪效，更证明脱离呷哺平台其生命力？”王轩给记者转发了这样一段话，是赵怡在离职后与前员工的交流。

根据2020年年报，茶米茶（香港）为贺光启全资拥有的公司，2019年9月30日，呷哺集团与茶米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茶米茶（香港）向呷哺集团出售生产茶饮及茶食产品所需的食材及提供相关经营支持，呷哺集团则支付特许权费，有关费用按集团餐厅销售该等茶饮茶食收益5%计算。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呷哺集团就购买食材应付茶米茶年度费用上限分别为2247万元和1.15亿元，支付特许权费年度上限分别为432万元和222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呷哺集团向茶米茶支付的特许权费及购买食材费用总额分别为2039万元和7705.4万元。

2021年1月11日，呷哺集团与茶米茶再次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期限自签订日至2023年12月31日，按合作协议每个年度支付上限分别为4500万元、5500万元和6800万元。

“茶米茶的采购就是呷哺的采购体系，包括仓储，配送等供应链都是呷哺的，这些隐性成本，账面上看不出来。也很难查，只有内部人知道。他们常常自己指定供应商，价格不透明，所以实际上，没看到茶米茶给呷哺引流和品牌加持，还导致呷哺成本增加。”王轩说。

针对前员工提出茶米茶等相关问题是否属实，记者也试图联系呷哺集团，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短时间做出质的改变，太难了”

“不管什么理由，业绩不好，结果没有做起来，辞退赵总也没有不合理，但两三年赵总也做了很多事情，碰上疫情是运气不好，实际赵总接手只有一年时间，但全国一两千家店，这么短时间做出质的改变，太难了。”李磊如此评价赵怡的离开。

李磊也是呷哺集团今年密集离职的高管之一，但与周丽被约谈不一样，作为片区市场总经理，李磊是主动离职，“身心疲惫，得不到支持在公司是件很难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董事长的经营理念与实践经验相矛盾，但又很难改变。”李磊的话语中略显无奈。

由于疫情后的业绩始终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贺光启对各区业务经营情况不满，根据李磊的描述，从2020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后，贺光启开始频繁介入呷哺呷哺的运营管理，李磊跟贺光启的密切交集也是由此开始。

李磊回忆起促使其主动离职的导火索，“2020年九、十月，贺董来到片区指导工作，说起菜单的问题，说我们现在的套餐不行，400克太少了，要换成600克，摆盘也不好，但实际上，重量的增加和摆盘的改变会面临很多问题，这样的摆盘能增加多少翻台，冰箱、厨房、人工成本增加多少，最后测算利润率是多少等等。贺董一直觉得虽然盈利了，但是恢复得不好，我问他觉得问题在哪里，他也说不清背后的逻辑……”

李磊也反思，他认为疫情后呷哺呷哺业绩水平没有恢复到疫情前，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方面是商圈人口没有大量引入的情况下，到店消费者在减少；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下，部分消费者收入受到影响，所以翻台率比疫情前低。

李磊陷入困境，按照贺光启的意见实施，结果成本提高，利润减少，但没有吸引到客流，绩效和整体销售额都无法提升，“身心俱疲”的李磊最后选择了离开。

李磊也经历过呷哺集团上一任执行总裁杨淑玲的离职，他认为，杨淑玲的离职确实是因为其很难再带领呷哺有新的突破，但赵怡的离开其实并不公平。

“二十多年，发展进入瓶颈很正常，呷哺的各方面数据下降是事实，如果是杨总，可能就能维持现状，赵总时间太短，很难使大盘一下子产生质变，现在贺董亲自挂帅，是对是错，经营如何，年报自然就能看到结果。”李磊最后说道。

贺光启能否扭转乾坤？

对于李磊口中的“数据下降”，记者查询历年年报发现，呷哺呷哺从2016年到2020年，餐厅的翻座率分别为3.4倍、3.3倍、2.8倍、2.6倍、2.3倍。Choice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呷哺集团营收分别增长32.84%、29.21%、27.38%、-9.53%；2017-2020年销售净利率分别为11.47%、9.76%、4.82%、0.21%。

根据2020年年报，呷哺集团总餐厅数量为1201家，呷哺呷哺有1061家，凑凑有140家，呷哺呷哺人均消费为62.3元，凑凑人均消费为126.6元。2020年凑凑营收在呷哺集团贡献占比由2019年的20%上升至30%，2020年呷哺呷哺营收占比为64.2%。

而从股价表现来看，今年2月11日，呷哺集团在创下27.15港元/股新高后，股价表现急转直下、一路下跌。6月21日，截至记者发稿时，呷哺呷哺报8.31港元/股。

期间，3月31日，呷哺发布年报，2020年利润1148.50万元，同比减少96.0%，4月下旬呷哺集团凑凑品牌CEO张振伟宣布离职，5月21日，呷哺集团公告解任集团执行总裁赵怡，或都是股价下跌原因。

5月下旬的公告发布后，贺光启也接受了媒体采访，据《北京商报》报道，贺光启在采访中透露，呷哺呷哺接下来将会进一步开放内部加盟合伙制。“比如会向店长开放一些红利给分红，如果区域经理和大区经理分管的10家店获利，分管负责人就会获得分红，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更好更用心地将门店经营管理好”。

贺光启称：“我接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做集团资源的整合，虽然现在无论是呷哺呷哺还是湊湊，两者的前端现在做得还不错，业绩恢复和表现也还不错，但是品牌的后台还有很大的提升、改善空间。比如说品牌的会员系统、研发、IP等都没有完全打通，研发团队不同品牌有不同的供应商，早期各自品牌的人事团队也不同，薪酬激励也将进行更细致的调整”。

另外，呷哺呷哺还将继续优化自身的产品和门店类型。贺光启强调，国内餐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后仍将不断加剧，因此不断优化自身的产品是巩固品牌地位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此外，呷哺呷哺和湊湊近些年尝试的不同店型仍将继续，会通过不同的门店类型给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体验。

而在与记者交流的几位前员工，对贺光启的“发言”并不认同，“资源整合的事情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做了，股权激励之类的也是我们很早在提，只是一直悬而不决。”几位前员工对贺光启的“吐槽”大同小异。

（文中周丽、王轩、李磊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