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张兆增:中国煤炭30年“冰与火”

来源:《财经》杂志 2022-02-24 22:04:26

访谈 编辑 | 巨浪影像       

从纠结到热爱,现在的他说:走进煤矿,就像推开了自己家的门

工作中的张兆增。

有这么一位摄影师,他获得金像奖的作品——《中国煤炭30年“冰与火”》记录的是中国煤炭行业变化最大、起伏最大、反差最大的30年。煤炭行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步履不停,留下最真实的影像历史。他就是著名摄影家、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主席张兆增。

张兆增:我叫张兆增,50后老头儿,从事摄影大概有40年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做摄影这一行。

巨浪影像:您最初接触摄影是什么缘由呢?

张兆增:文革以后我进入了人民大学的书报资料社工作,当时在大学里边按照规矩,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多的时候有两次休息,大家就在院里遛弯或者是跳绳什么的,我就钻到图书馆去,天天在里边翻书,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小学一年级,没看过这么多书,有潜入书海的感觉。后来看到关于前苏联的摄影画册,还有文革前的《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就翻着看,越看越感兴趣。再后来又看了有关暗房冲洗胶卷,放大照片等方面的书籍,拿本把各种冲洗胶卷、放大照片的药水配方一一记录下来,自己在家摸索着干。当时很多药粉的名称、药粉的功能,显影液配方都能背下来,就这样慢慢开始喜欢上摄影。

喜欢摄影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去香山或者颐和园游玩的时候给同学、同事拍照,拍回来自己在碗里边冲胶卷。但后来看书又觉得说照相不是给人拍纪念照,还能搞创作,这么着开始攒钱买相机、买胶卷,到处拍风光。

1983年,我加入了刘嘉瑞老师创办的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在协会结识了贺延光、解海龙、徐勇、刘占坤、彭宏、崔新华等拍纪实摄影的朋友。进入影会以后,眼界大开。感觉广角影会跟我是一个路子,它主张用广泛的角度去记录百姓生活,就这么着把之前自己胡拍的那种玩法放弃了,等于言归正传,大家都一块去拍纪实作品,一直拍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会儿特别想进新闻单位,做专业摄影记者,但是我没有大学学历,报社是进不去的。我们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上夜校,玩命似的,后来考上电大新闻系,拿这个文凭当作进报社的一块敲门砖。当时我们好多人一起,解海龙、刘占坤、彭宏,还有我,许多广角人都是这么着拿到文凭走上了专业道路的。我是1988年到的《中国煤炭报》,一直到我退休,在煤炭系统拍了30多年。

干一行爱一行

巨浪影像:您刚开始就对煤炭这个题材感兴趣?

张兆增:也不是,刚开始没有那么多的挑选余地,我也是想去《人民日报》或者《中国青年报》,那会儿大家都是削尖了脑袋钻,但是报社的摄影部人员是有限的。其实能够到煤炭报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当时想的是不管去哪个报社,可以先干专业,心里边就特踏实,所以我就去了煤炭报。在去煤炭报之前,对煤炭行业是两眼一摸黑,就觉得这个行业很艰苦,当时真是有点不想去,但是没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如果有别的选择,比如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或者是《经济日报》,当时的我肯定就不会去煤炭报了。那会儿社会上对煤炭行业的认知就是很辛苦,而且经常出事故,一说“煤黑子”就是没文化,但是一想终归能进到一个单位干专长,我就那么着去的。

煤矿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唐山,升井走出井口的矿工。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在当时的环境下拍摄煤炭行业对您来说也是挺有挑战的?

张兆增:对,而且是非常陌生的,说心里话,前几次下井都是很害怕的,感觉下去就捂在里边。也是这么一点一点走过来的,而且那会儿煤矿条件确实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巨浪影像:您还记得第一次下井的所见所感吗?

张兆增:第一次下井真有点提心吊胆,是在辽宁的铁法矿务局。换衣服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肝儿颤,而且井下都是瓦斯。在下面闪光灯绝对不能用,那会儿还是胶片,100度、400度,到了后期才能买到800度、1600度和3200度高感的胶片,到井下去就是漆黑一片,拍摄条件很艰难。反正前几次都是很害怕、很纠结的,只好硬着头皮下,因为报社有采访任务,不下不行。

巨浪影像:您拍摄煤矿题材中,在哪一刻心态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为了工作去拍摄,而是为了自己喜欢或者想要记录的心情去拍摄?

张兆增:去过几次以后,害怕的感觉慢慢就淡了,而且下去的时候一般都是有瓦斯安检员跟着你,井下通风系统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差。当然也有一些南方条件很艰苦的小矿,比如说江西的安源煤矿,我印象特别深,在井下等于是爬着过去。南方矿的地质条件可能不如北方、不如山西、不如内蒙古。2020年12月到了一趟云南,那里的一个国有煤矿的年产只有60万吨,很多北方煤矿一天矿产就能超过它的年产,所以资源是老天给的,没有办法。

整个心态变化是我去了三四次以后,一个是感觉越来越喜欢煤矿工人,因为产业工人里面,我觉得煤矿工人非常艰苦,而且条件很差,但是煤矿工人非常可爱。现在有两个报纸,一个是《中国煤炭报》,还有一个是《中国安全生产报》,主管单位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十九大后,成立了应急管理部,所以我们又从《中国安全生产报》变成了《中国应急管理报》,这两份报纸涵盖了应急管理部的28个行业,后来我又跑了石油、石化、天然气、电力、民航等行业。但只有煤矿采访使我感觉到就像推开了自己家的门。

我特别想用自己的照片改变社会的认知,煤矿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有几种社会认知,一个是“煤黑子”没文化,一天井下跟耗子一样刨煤,上来就是喝酒。还有一种就是煤炭黄金十年的时候,一提煤炭就是小煤窑、煤老板,有的是钱,大马路上撒钱的感觉,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有一点太偏激的印象。其实我觉得煤炭行业的人是非常可亲可爱的,矿工下了班以后,年轻人在酒吧喝酒聊天,跟社会上一样。矿区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健身房、歌厅,煤矿工人也会去拍微电影,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看到了,我就想用我的努力去改变那些刻板印象。

中国煤炭“黄金十年”。矿工在矿区开的“根据地”酒吧消费,每天都有许多矿区年轻人来此欢聚。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当时矿区的人被隔绝在一个“真空”地带,外界对他们有误解,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说出这个误解。

张兆增: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淡了,因为随着现代化和科技的发展,煤矿井下和井上的安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各种宣传,现在社会对煤矿工人的印象已经好很多,其实普通煤矿工人在我心中最大的特质就是两个字:憨厚。

黄金十年那会儿,一说煤老板就是“土豪”,全是那种认知,但现在我觉得慢慢在变。我去过一次鸡西,遇到一个鸡西的个体煤老板,他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比如给鸡西市的孩子加餐,购置文化用品、书包什么的,好多煤老板都在做他心中的公益事业。

煤炭30年“冰与火”

巨浪影像:您是见证了煤炭行业30余年的发展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兆增:一个是艰苦十年,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段时间,那会儿的煤矿工人工作条件非常差,下井的衣服都露着棉花。那时,咱们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960万平方公里基本上属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不管你是炼钢也好、炼铁也好、建筑也好,甚至烧石灰、烧水泥等等方面,都离不开煤炭,因为中国能源主要是煤炭。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包括咱们北京建的立交桥等,没有煤矿工人的努力,这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我有一张照片,煤矿工人坐在露天环境里拿着饭盒吃凉的面条,条件真是非常艰苦,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默默无闻地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黄金十年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处于躁动的十年,不管是小煤矿主也好,还是国有企业也好,都觉得煤矿太有钱了,有钱得都有点走路开始晃了,所以干了很多,也不能说不应该干的事情,比如说转型也好、投资也好,总之这儿撒点那儿撒点,什么都做。但是有好多都做赔了,尤其是那些煤老板们,我也采访过好多。黄金十年整体感觉就是比较浮躁,没有那种好的企业家精神,仔细思考挣来的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略微把钱用好了,到后来寒冬十年的时候,矿上也不会两三个月不发工资,工人们也不至于那么拮据。

1989年,北京门头沟煤矿,矿工乘坐人车准备下井工作。摄影/张兆增 2014年,阜新,捡拾煤炭的女工。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您平时是怎么捕捉这些矿工最真实的画面呢?

张兆增:我一般都是拍完报社给我的采访任务之后再在矿上转一转,这是我的习惯,也算是我的一个爱好。如果是傻小子打醋,采访任务完了就走,我今天可能就拿不出煤炭系列的好照片。我不管到井口也好、到矿区也好,还是到职工的食堂和洗衣房,我都转着去拍。但有时候你拿着相机过去就拍,人家肯定反感,所以我就背着相机先聊聊,你姓什么,多大岁数。矿工基本都抽烟,递他根烟,聊一会儿,你再举起相机拍就非常自然了。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矿工,递他一根烟,因为他当时正好抽着一根烟,他就把我给的烟搁在耳朵上,等过一会儿,当他把烟抽的只剩过滤嘴前面一点的时候,他把我那根烟拿下来一捻烟丝,我马上就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把烟丝捻出一点,把过滤嘴套上,一下连过滤嘴都给抽掉。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连过滤嘴都舍不得扔,因为过滤嘴里面全部都是尼古丁,是最过瘾的一段。我当时一看,特别惊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你就想想当时工人艰苦到什么份上。

巨浪影像:您这30年,是不是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煤矿?

张兆增:只有西藏我没去过,高原反应太厉害,剩下的我基本都去过了,青海、新疆、宁夏、甘肃;往南有湖南、湖北、广东;北方的就更别说了,基本都去过。

巨浪影像:有特别惊险的经历吗?

张兆增:最惊险的一幕就是我和一个文字记者去吉林的珲春矿务局采访,到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采访任务还没有完,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县的一个个体煤矿李德增矿发生透水事故,是小煤窑,死了七个人。当时报社就给我们打电话,说离我们没有多远,让我们赶紧去看看。到那儿以后,我们和一个央视的记者想要一起下井拍抢险过程,我们就从运工具和走人的副井往下走,大概走了500米左右的时候,十四五辆拉煤矸石的斗车从铁道上面下来,离我们大概有300米的时候,车就跑出轨道了,一出轨以后,这些车就跟泥石流似的,顺着就下来了,这是煤矿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当时我们一看就赶紧往下跑,原本按照国家的安全标准两边的墙上会有避洞,就是在平面墙上隔一段距离就会挖一个大概有1米多宽2米多高的洞,可以用来存放东西或者紧急情况下避险用。结果我们穿着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在黑暗环境中往下跑的时候,一个避洞都没看见,当时我心想完蛋了,如果车推下来,我们就成肉酱了,那些车全部都是钢铁的,一辆差不多有一吨多重。我们的记者小伙子在我面前脚一滑就出去了,我一薅他脖领子就给他提溜起来,一下摁在墙上,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劲。当时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车跑着跑着突然间停住了,我估计可能是上面那个绞车停了,绞车司机应该是一个老师傅,可能他感觉出来车不是按照正常的铁道走,紧急拉下刹车。车大概在离我们20米的地方停下了,如果再往下冲,我们就成肉酱了。

可以感受到当时小煤窑混乱到什么地步,明明知道有三位记者下去了,还下货,下人的时候不许下货,这是明文规定的,这是第一。第二,正常矿井应该在二十几米就有一个避洞,如果要有那个避洞,我们三个躲进去,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这是我在采访煤矿当中印象最深、最生死攸关的一次,那会儿是2002年7月8日,透水事故发生在7月6日,我记得很清楚。

巨浪影像:当时都已经跨过2000年了,想不到小煤窑的管理还如此混乱。

张兆增:对,那会儿全国的小煤窑很泛滥,而且事故很多。当年山西富源煤矿透水,造成22人遇难,家属来了以后,把家属都给转运到对面的陕西去处理后事,山西这边各种掩盖真相。最后我拍的那张片子,他的亲属拿着一张协议书,上面摁着手印,我拍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回来在电脑上一看,“死亡,一次赔偿1.8万元”,如同卖身契一样。

2002年,山西富源,矿上对遇难工人的赔偿协议书。远处站立者是协议书上遇难矿工的母亲。摄影/张兆增

有一部电影叫《盲井》,是根据我们报社编辑刘庆邦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他现在已经是北京市作协主席了。这部电影就讲那时候有人会到县城把人骗到小煤窑,弄一假身份证,等下了井以后,就拿煤石砸死,对外说是自家亲戚以获得赔偿,其实这人他根本就不认识。当时在那个时代,各种混乱都有。后来有一个记者跟我说这都不新鲜,新鲜的是什么?东北一些地方到晚上5点,老公给媳妇儿打洗脸水,让媳妇儿洗脸化妆站街去。

后来我还拍摄了好多资源枯竭的矿井,比如陕西的王石凹煤矿,山上连草都不长,这煤矿资源一没有,矿上的一两万人能去哪儿?想找任何一个就业机会都没有可能,除非出来,但是有能力出来的人又有多少?

2015年,陕西铜川,王石凹矿因资源枯竭宣布破产,矿广场分流工作现场。摄影/张兆增

我正好想拍这个。其实这种破产的矿区根本不愿意被拍,之前我在重庆拍过一次工人分流买断,就是用差不多1万多元钱让你提前下岗,那次我的相机差点被砸了。这次又点名让我去,我说什么意思?原来他们那个矿是前苏联给建的,矿山矿井的设计都非常有特色,破产之后想转换成旅游产业,让我们报社给宣传宣传,我说那好,我正想去拍。我给他们做了三个版的摄影报道,陕西省旅游局还专门去那儿调研。像煤炭这种资源一旦枯竭,真是一点招都没有。所以尽管现在行业风风火火的,但我觉得一定要考虑下面这些员工的将来,防患于未然。

巨浪影像:北方有好多城市就是因为重工业或者以煤炭开采建立起来的城市。

张兆增:对,北方比如山西有好多城市都是以煤建城,先发现了煤炭、建成了煤矿,随着煤炭行业的发展,幼儿园、学校、医院都开始建立,最后成为一个城市,咱们国家有好多城市都是煤炭城市,比如辽宁的抚顺、阜新都是。

巨浪影像:您刚才说拍到过煤矿工人面对破产时的一些画面,他们的状态在您的作品中是什么样子?

张兆增:工人面对破产很沮丧,很迷茫,什么都不知道。我的《中国煤炭30年“冰与火”》里面就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两边侧面挂着正能量的大标语,车上坐着矿工,他要被分流到60公里以外的一个煤矿,那张照片也是我获金像奖的一张照片,小伙子坐在车窗前,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车外他妈哭得跟泪人似的,他媳妇儿也满脸是泪,他呢,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那种感觉。后来我跟他老婆聊天,她担心的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家矿上原本就已经有几千人,会不会不习惯环境、会不会有欺生的事情发生,方方面面很多担忧,所以他妈会哭成那样。

2015年,陕西铜川,母亲与媳妇送别亲人。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2000年初期,小煤窑特别泛滥,您拍摄过不少反映问题的画面,有被小煤窑的老板威胁过么?

张兆增:有,当时那张照片是煤老板的别墅和矿工住的猫耳洞的对比,那个煤老板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您在北京哪儿哪儿住是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随时过去找您。我说你来呗,没问题。好在这种情况不多,我印象当中好像就这一次。

见证人生百态

巨浪影像:在您拍摄的煤老板中最有故事性的是谁?

张兆增:我拍过曾经的陕西首富叫高乃则,我在网上看到他是小学二年级水平,通过卖豆腐挣了钱,然后开始倒煤炭。我觉得这人很有经济头脑,他买煤矿那会儿是煤炭低谷的时候,刚买完就赶上了黄金十年,瞬间就成暴发户。他给每户村民免费盖了380平米的别墅,所有的格局都一样,家具,包括锅碗瓢盆、被褥,都是统一的。陕北村民戴着赵本山那样的帽子,穿着一个蓝衣服,一点也不夸张,肩膀上全部都是沙子,帽子好多褶,褶子里也全是沙子,穿着千层底纳的懒汉鞋,盘腿坐在欧式席梦思上,屋里的家具都是欧式,罗马柱那种。这也是我参加金像奖的一张照片,能看到那种戏剧性的冲突。在连草都不长的黄土高原上,建着多瑙河畔边的别墅,别墅三楼的露台上养着猪、养着鸡,很有意思。

富裕后的高乃则免费为每家村民赠送380平米的别墅。摄影/张兆增

村口那里立了一个牌坊,是高乃则亲自题字的,我特意到这儿看了看。因为高乃则文化水平有限,他不会写“乃”,上面写的是高庄则,很大的一个牌坊,石头刻的。

村口的牌坊。摄影/张兆增

同样是在府谷这个地方,我事先跟一家企业负责宣传的人联系好,他们安排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当我的司机,拉着我去参观他们的企业。那天我背着相机出来,正好看到一对结婚的,前面是四辆宾利,后面是七八辆路虎,再前面三辆保时捷跑车,我就赶紧掏相机,他说您掏相机干什么?我说拍一个,婚礼真豪华。他说这是什么破婚礼?您没见过我们这儿真正的豪华婚礼。上车之后,我看着窗外一会儿一辆路虎,我说你们府谷县城里这么多路虎车,他连头都没回说张老师,您别眨眼。我说怎么?他说您一眨眼,可能就有一辆豪车开过去。这时候又过去一辆奥迪Q7,他说奥迪Q7在我们这儿就相当于出租车。

府谷县因为发现煤炭,一夜暴富。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您拍了煤炭行业30多年,也真是见惯了世间百态。

张兆增:是的,后来我跟我们陕西记者站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约约这些煤老板,我就拍煤老板,我想用大相机去拍每个人,比如说在他的豪车前面,又或者说他最喜欢的别墅前面。我想不用多拍,拍五六十个就可以办一个非常的好展览,可惜最后这个没有形成。这么多年,我真是见证了煤炭行业很鲜活的东西。

巨浪影像:拍摄这样跌宕起伏的行业,您会带着自己主观的情感去拍摄吗?您希望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情感?

张兆增:我拍煤矿,首先第一点是为报社工作,拍完以后,我叫“搂草打兔子”,抽出一点时间去拍一些自己喜欢拍的东西。我喜欢拍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大的主观性,比如说我今天想拍一个咖啡,但是你去的那儿没有咖啡怎么办?所以我没有设定主观性,就是朴实地记录一些我见到的能够感动我的事情。

中国摄影家协会在第27届国展推出了“长期关注”,我是国展第26届、第28届纪实类评委。我讲课的时候专门讲了我认为的长期关注是什么样的,一种是主观的长期关注。比如映·纪实摄影奖获奖的作者李欣拯拍的《怒海谋生》,是关注远洋打鱼的人,他用了五年时间,出海2万多公里,各种颠簸各种辛苦。因为中国的渔业在近海基本都快打没了,鱼都很小,只能到远海去打,但这又牵涉到一个污染的问题,再一个是涉及领海的问题,他关注和记录这些事情。我觉得不管用五年还是几年也好,他有一个主观意愿,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我想为这个事记录一下,我觉得这个长期关注是主观的。

但是你刚才问我抱着什么目的去拍煤炭行业的照片,其实没有,我没有主观性。我这30年就是记录,这期间可能记录了5万多张照片,最后我从这里面选出30张去参加金像奖。当时申报奖项的时候,我把我之前所有煤炭获奖的照片洗出来了,铺了一片,越看越乱,每张拿起来看都是一张好照片,但是你放那儿以后根本串不起来。比如我有一张照片讲的是贵州氟中毒,氟中毒是什么?就是贵州有一种煤叫鸡窝煤,不用挖矿,拿铁锹铲三尺深,就能铲出煤来,煤层很浅,所以贵州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不用买煤,村口、家门口铲出来就是煤。但是这煤里面含氟特别多,贵州又叫“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特别是秋收季节,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给粮食晒太阳,所以收的庄稼不管高粱也好、玉米也好,都挂在屋里房顶上,底下点着煤火。但是这煤里面含氟,蒸发在空气中,人吸进去以后容易中毒,还有它附着在粮食上,人吃那粮食,就会氟中毒,轻的全是黄牙,还有小碎牙,厉害的骨头骨节都变了。

我有好多这样的作品,不少是得奖的,都是金奖、银奖。但仍旧理不出头绪,后来我晚上睡不着觉,突然间想到了煤炭这几十年的发展,从改革开放的艰苦十年,到黄金十年,像股市K线图,从2000多点一下到6000多点,我瞬间想到煤炭行业也是这样的K线图。艰苦十年的时候,煤矿企业想要把款拿回来得求爷爷告奶奶,陪着一起喝酒。等到黄金十年,电厂背来整麻袋的现金,往那儿一放,装卸工都不用矿上的,电厂的人自己带着装卸工来搬货,到后来寒冬十年的时候就是各种欠账。

2007年,大同,中国煤炭“黄金十年”史上规模最大的行业运动会召开。摄影/张兆增 中国煤炭“黄金十年”。地处矿区中的邹城市在2010年5月举办大型婚姻联谊会,为矿工的婚恋牵线搭桥。摄影/张兆增 中国煤炭走入“寒冬”。不能接受煤矿破产的矿工。摄影/张兆增 中国煤炭走入“寒冬”。2014年12月,黑龙江鹤岗,小窑工在理发,三个矿工家属坐在炕上发呆。摄影/张兆增

所以当我脑子里想到这个以后,我说有了,第二天我就找到煤炭报的总编,姓封,跟我关系特别好,我们都称他封爷。我就把这些东西跟他一说,他说金像奖你拿上了,还一起把名字定成了《中国煤炭30年“冰与火”》。前面10张,那会儿是胶片时代,是黑白的,黑白胶卷。但后面这20张已是数码时代,全部都是彩色的,这样一看就会特别乱,10张黑白20张彩色。我就根据煤炭行业发展的兴衰起伏将最后寒冬十年的照片颜色全都去掉,改为黑白片。这一系列就等于开头和结尾是黑白的,中间那黄金十年是彩色的,编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铺垫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说我是没有准备的,我拿这组作品去参加金像奖也是顺其自然的。但是这个题材是我长期关注的,这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是煤炭报的记者,方方面面我都喜欢拍,我喜欢记录人性本质的东西。中国煤炭30年我是见证者,这么一组作品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其实有些照片跟我获金奖的没法比,你一看“这什么破照片”,比如高乃则那张别墅的照片,我在一道山梁上拍下去,什么画面都没有,一点构图都没有,但是它是我这讲的故事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张照片,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获奖不是说每张都是特别优秀的,但你记录下来了,表达了你的观点,就是非常好的作品。也不是带着想法去拍煤老板或者最底层工人,我就是看见了能够打动我的画面。我讲课的时候老讲,你要是背着这个相机是为了领工资,只当作是工作,那你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如果你想拍一些好照片,首先有一点就是你得有兴奋点,如果这瞬间不感染你,你激动不起来,那快门按不按其实无所谓,那照片就不可能感动别人。你自己先得兴奋起来,恨不得热泪盈眶地拍下来的,我相信才能感动别人。

巨浪影像:您这30年有想过要放弃拍摄煤炭行业吗?

张兆增:没有,我越拍越喜欢这个行业。如果是我刚到煤炭报的时候,光明日报说“兆增,你来我们报社”,那我肯定就马上走了,那会儿等于是门外汉不知道。但到现在,我觉得那么多行业中最能出彩的照片就是煤炭行业,因为其他行业大多数都很机械化。我去大庆石油很多次,去了以后一个人都见不到,全是管子,到电厂去全是大屏幕,你说你怎么拍?但是你到煤矿去,太鲜活了,我有好多非常鲜活的照片。我说我跑了这么多行业,包括石油、电力、铁路、民航,我觉得煤炭是非常能出彩的。

巨浪影像:比其他行业更有人情味。

张兆增:对,有人情味,很生动、很有意思,我不是想离开,我是越拍越喜欢这个行业。

巨浪影像:近年来大家都在谈新能源,感觉煤炭已经是早晚被取代的传统能源了,但2021年的限电,煤炭这个资源又重新进到了大家的视野,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张兆增:2021年9月还是10月,《中国摄影报》做了一个摄影工作坊,我跟一个年轻的70后摄影师作为导师,带了五个学员去神木拍能源,其中有你说的新能源,比如风电、光伏。但是整体下来,最出彩的、最重点的还是煤炭,因为风电也好,光伏也好,包括石油也好,占中国能源比例太小了,中国的能源,主项还是煤炭。

至于你说的煤炭将来怎么发展,或者将来会不会被边缘化,咱不是专家,我也不敢说。现在煤炭行业一直在喊“保供电”,反正就目前来说,我觉得主要能源还是煤炭。

巨浪影像:现在的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是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

张兆增:对,变化非常大,现在的井下还专门有矿工喝茶的茶室,喝咖啡的咖啡室,前提是国有现代化的煤矿。当时我刚进煤炭报拍了很多矿工从井下上来蹲在门口,把矿工帽往地上一扔,满脸全是煤灰,他们8小时工作制,但是从换衣室走到工作地点,有的要走10里地,从那儿下了班,再走上来,他们得需要10个到12个小时,所以上来以后第一件事先蹲那儿抽烟。现在矿上你根本见不着黑脸矿工,也绝不可能从井下上来就蹲那儿先抽根烟。昨天我们还聊天,说起有好多照片当时不见得是好照片,但经过10年、20年,你再回头看,它们突然成了一张张很有意思的照片。比如像我拍的一些照片,现在很多人想拍,对不起,没有。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场景已经看不到了,我拍矿工躺在地下,特自然,一个趴着,一个躺着,俩人叼根烟,就等着下井的时间。但现在根本见不着,这绝对危险,违反安全规定,所以变化非常大。尤其国有现代矿井,我拍的那个矿工食堂,大礼堂似的,里面小桥流水,养着锦鲤,工人买饭还得过一座小桥,那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国有现代化矿。

随着技术进步,煤矿逐步实现现代化生产,为保证井上井下整洁的工作环境,工人进出井都要将胶鞋冲洗干净。摄影/张兆增

现在像我说的安源煤矿,江西、湖南、湖北的小煤矿,比我当年看到的也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人的概念也不一样了,那会儿就是上班挣钱,现在好多工人都是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所以跟我们这一代,甚至比我们再大一代的矿工相比,文化素养什么的都不一样了。而且现在很多矿区都实现了现代化,使用无人开采技术或者机器人开采。

人生没有后悔药

巨浪影像:在您摄影的这40余年,纪实摄影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呢?

张兆增:纪实摄影争论很大,包括到底是叫纪实摄影还是纪录摄影,这个都在争论,有人说翻译错了,国外叫记录摄影,咱们给翻译成纪实摄影,而且人家是记,言字边,咱们翻译成“纪”,我觉得这些争论没有什么意思。凭我本意来说,我觉得记录摄影也好,纪实摄影也好,看到的东西或者取舍的东西一定要是真实的,而且还有一个,不要去摆布。比如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上世纪80年代拍的工人坐在那儿,端着一个饭盒,那个是特典型的,全国各地你走哪儿都是铝制大饭盒,吃炒面,嘴里面含着一团面。那是我在500米左右的位置,就看到他在那儿吃饭,我用了一个尼康FM2,我一看见他,就换了一个我能想到拍得最好的镜头,换完镜头以后,我就用余光瞄着他,顺着边走过去。因为那是胶片的,不是数码的,焦距光圈什么的我都得提前调好了,因为要是我径直走上前去,拿着相机跟他眼神一对,他大有可能把饭盒放下,所以我连眼神都不敢看他,就拿余光瞄着他,走近抬手就拍,那张照片非常珍贵,也非常生动。

1989年,山西,准备下井的矿工在井口吃班中餐。摄影/张兆增

所以我说纪实摄影不要打扰被摄者,或者尽量不要干扰被摄者,在这种真实情况下去拍摄。我为什么去拍他,就是他那种感觉打动了我,所以你要把这种感动不加任何人为的东西拍下来,留下最真实、最生动的影像。就像那张照片,如果我对他说“您还是吃您的,我是煤炭报的记者”,那就完蛋了,所以刚才你问我对纪实摄影的看法,我觉得我这一块就代表了我对纪实摄影的看法。

报社的采访任务跟我拍照片是两个概念,比如报社的采访任务,一个劳模每天可以做十个杯子,我来拍摄报道,但他那会儿没做杯子,我不能等着他,得做个样子,这是报社给的任务。但是真正的纪实摄影,就是我说的,能不影响被摄者就不要影响,而且你感觉到的生动是什么就要拍出什么,别感觉特别好,您给我摆摆,那样就不生动了。

巨浪影像:您现在还有继续拍煤炭吗?

张兆增:对,还在继续拍,因为我们煤炭协会还有好多活动,2019年我们做了四个季度赛,山东兖矿一站,河南平顶山一站,淮北一站,神东一站,分站季度赛,每季度评出十个优秀的煤炭摄影师,然后再从这些人里面评出煤矿摄影十杰,每站我都要跟着去,只是这两年因为疫情,这个活动没能再继续。

巨浪影像:拍摄煤矿30多年,对自己的心态或者说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张兆增:我觉得我更接地气了,因为我知道了产业工人的不容易,这个真不是说北京话的“片汤话”,煤矿工人非常不容易。跟他们接触过之后,我更有关注感,或者说更有爱心了,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是跳出煤炭行业,我觉得对这种普通的芸芸众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去做点什么,那种感触。或者说世界观的变化,随着这些年我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能做一些好事就要做一些好事,不管这个事是什么事。

巨浪影像:煤矿工人身上什么品质让您觉得最值得赞赏? 

张兆增:我觉得与人为善,还有一个就是每天不要愁眉苦脸,现在有很多人轻生,我很难理解,可能是当今这个时代太丰富了。年轻人们可以去煤矿转上一个月,感受一下真正的产业工人是什么样子的,或许会改变人生观念。我觉得跟煤矿工人滚了这30多年,应该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煤矿工人满足感特别好,他们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不会让我想到很遥远很虚渺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很虚渺,当现实不理解、不如意的时候,跳楼自杀了、跳河自杀了,那些煤矿工人今天去赊一袋米,明天去赊一盒烟,你说要真自杀,那得自杀多少人?我说的可能也太极端,意思就是如果经历过这么一段,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想着轻生,你的条件已经比他们优越很多,这样不惜后果的话,他们的父母得有多大压力,多痛心。

中国煤炭走入“寒冬”。2014年12月,龙煤集团鹤岗煤矿一家小卖部店主在挂历上记下赊账矿工的电话。每个月都有100多名矿工在她的小卖部赊取生活必需品。摄影/张兆增

巨浪影像:对年轻的摄影师,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张兆增:对于年轻的摄影师,我觉得首先一点,思路不一样。几年前一位老摄影家在一个讨论会上跟一群喜欢摄影的年轻人聊天,说有机会可以介绍一些大咖给他们,但那帮年轻人的反应是:“我认识他干嘛,你给我聊他干嘛?”我的意思是,没准儿我说建议,年轻人看见了,“这老头儿是谁?谁呀他就建议”,所以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想法也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一句,针对纪实摄影还是应该一步一步往前走,应该像解海龙老师、王文澜老师、贺延光老师沉那样到下面去真实记录,我觉得这个没有捷径。比如我在家躺着,我就想拍出一张“大眼睛”,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觉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真是比我们还下功夫,比如我们工作坊的宁舟浩,他比我做的工作要多,翻了很多资料,查阅了神木的很多背景资料。这样年轻的摄影师确实也很多,不过也有很多飘的摄影师,所以我始终觉得要是干纪实摄影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再有一个胸怀的问题,就举例解海龙老师,我听他几次课,他几次讲我几次流泪,如果他没有那种共鸣的感觉,没有感受那些孩子的不易,他不会拍出那样优秀的照片。所以我特别想说摄影师下去以后,一定要跟你的被摄者平起平坐,甚至是你要低于他,去感悟他,用一颗感恩之心,或者用一颗认知之心去感受,你拍的照片才能感动别人。我觉得年轻人能做到这份上,再加上他们对新鲜知识的掌握,尤其像数码、手机这些新设备的出现,好多功能我都不懂,但是年轻人一会儿就可以搞明白,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出现第二个解海龙、第二个王文澜、第二个贺延光……

巨浪影像:如果你能对年轻时候的自己发出建议的话,您会说什么?

张兆增:疫情期间出不去门,闲着没事在家待着开始画画,结果后来我突然间就想,我搞了40年摄影,如果我没搞摄影的话,我画40年的画,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好多事情就是经历了才会想到应该这样那样。

我的作品《北京十年》,拍的是北京方方面面的生活,后来记者采访我,问说怎么想到的这个?是不是想好了这十年会这么精彩。我说那你说错了,我要想好了就不会这样了,我是走了很长的弯路,比如我去新疆去了七次,我去云南也去了好多次,那时候工资才30多块钱,又得坐火车,又得住宿,还得吃饭,买胶卷,《北京十年》的胶卷全部都是2毛钱一卷的处理胶卷,我没买过一盒正品胶卷,全部都是买一盘自己回去缠。如果我要知道,我哪儿都不去,我就拍北京,我每天拍北京,我现在至少能拿出1万张照片。当时拍小花小草,片子获奖,在香港哪儿哪儿获奖,高兴极了,但现在一看那些片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要花50%-80%的精力去拍北京,我相信我会拿出大量好照片。

1988年,大栅栏地区。老北京的老话“门框胡同的美食精可数,天桥的小吃数不清”。摄影/张兆增

而且还有一个,我的视角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以留下一些文献的作品,包括胡同的变迁,尤其是刚刚改革开放,有好多人戴着蛤蟆镜,公园里面跳舞,计划生育等等方方面面,百姓那种生活节奏的变化,从文革结束以来的时代变迁。人只有过来了,才感觉到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当初不应该那样,但人生没有后悔药的。

(策划:董博佳、张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