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徐奇渊 马盈盈 

如果美国加征60%的关税，其对通胀的影响将大幅超过0.9%，实际结果可能数倍于此

伴随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特朗普强势回归。此前，他多次提及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现在，特朗普关税冲击2.0已经从一种可能性，变成了必须直面的问题。

当然，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和全球加征关税至少需要6个至8个月的逐步推进，预计最早2025年下半年才会落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使用新的加征关税手段，在此前的301、232调查之外，可能增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337调查。

根据不同机构的测算，特朗普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将导致中国GDP下降1.6个—2个百分点。但是根据笔者所在实验室国际贸易政策模拟团队的测算，GDP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测算结果更缓和，主要是二点原因：一是因为考虑了中间品贸易，这样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会更多得益于中间品贸易。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考虑了服务贸易，虽然商品贸易将下降12%，但是服务贸易将增长9.5%。

当然，在当前内需不足、外需成为重要支撑的情况下，关税对GDP的冲击仍然是需要重视的严峻挑战。但也要认识到，特朗普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面临重要制约条件，这就是美国黏性较强的通胀。而大规模加征关税，甚至可能进一步抬升通胀水平。

能否以通胀角度作为切入点，来应对关税2.0的冲击？

答案是肯定的。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于通胀的在意程度。尽管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人均GDP从7.1万美元上升到8.2万美元，美国经济大幅跑赢欧洲、日本，甚至在名义增速上一度超过中国，但是广大民众仍将通胀作为核心关切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通胀是民主党政府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重视控制通胀。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相信：特朗普对中国、对全球加征关税会导致美国通胀大幅上升，则当加征关税的政策落地之前，美国金融市场就会对这一通胀预期进行定价，同时资产价格也会提前下跌。尤其是如果降息预期一再落空，甚至降息预期中断、回归加息通道，则不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出现更大波动，企业、居民甚至政府都将承受更大的融资成本压力。从上一任期来看，特朗普非常关心资产价格，所以通胀预期的变化可能会对加征关税的政策产生较大影响。

加征关税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通胀？

然而，许多分析认为特朗普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以2018年、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大致20%为例，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其对通胀的影响仅为0.3%左右。事实上，特朗普虽然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但他在任期间的通胀率却大幅优于拜登——这也成为副总统电视辩论时万斯的有力论据。按照线性外推，如果加征60%关税，则对美国通胀影响只有0.9%。这仍然是一个温和的变化。

但是，这些分析将会严重低估60%关税的通胀影响。近期，笔者团队分多批到东南亚、拉美国家进行调研，重要发现之一是：近年来大量产业投资涌入之后，东道国产业承接能力普遍面临比较突出的瓶颈问题。比如用工难：在越南，大量工人被吸引到电子行业之后，原来的纺织服装等行业随之出现用工难，因此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被迫二次外迁。墨西哥劳动力效率较低，用工也存在诸多困难。又如基建瓶颈：墨西哥交通设施发展滞后，重点工业区水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电网故障频发。东南亚有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另外，与大陆企业一样，台资企业对外投资时也面临缺地、缺工、缺人才、缺电，以及签证趋严等“五缺”问题。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施加新增关税导致的通胀，不会呈现简单的线性外推，而是将会呈现出非线性的加速上升。此外，美国政府也在向中间国家施压，要求其限制中国的投资，这也将加剧关税的通胀效应。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贸然加征60%的关税，其对通胀的影响将大幅超过0.9%，实际结果可能数倍于此。

中国内需越强、通胀越是温和回升，美国就越难以加征关税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应有之义。GDP平减指数显示了中国当前的总体通胀水平，对应的通胀率目前约为-1%，如果能够通过扩大内需，使之回升到3%左右的水平，这不但能使中国走出通缩压力的阴影，而且也会对全球大宗商品，甚至美国通胀产生显著影响。

从时机上来看，中国扩大内需一定要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前。在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事后再扩大内需，固然也有助于缓解冲击，但效果将大打折扣。中国需要事前主动扩大内需，先发制人。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外部环境来看，扩大内需政策的迫切性更加明显了：中国内需越强、国内通胀越是温和回升，就越有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回升，美国就越难以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反之，中国内需越弱，国内通缩压力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的下降，美国就越有政策空间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

三种应对政策要审慎斟酌

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加征60%的关税对美国影响不大，具体有三个原因：人民币汇率可能大幅贬值，政府可能会对企业提供补贴，中国出口企业会大幅让利。这恰恰提醒我们，对上述三种政策要审慎斟酌。如果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出口，则将在很大程度上补贴美国、大幅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并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政策的正确性。

从一些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实施这三种政策也不可行：首先，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无力给企业提供更多补贴。其次，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让利空间非常有限。最后，人民币汇率已经显著低估，近期《经济学人》杂志估算的汉堡指数中，人民币低估了30%。这些观点笔者也和美国经济学家多有阐述。如果能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通胀影响也会有更多客观理性的预期。

贸易战已经持续多年，虽然历经波折，但国际经济秩序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23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5%，较2017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24年的份额也仍稳定。而同一时期，印度、墨西哥、越南的出口份额提升只有0.2到0.3个百分点，均不及中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保持在30%的高位，连续14年位居首位——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制造业本身，而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和消费的结合不合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大循环不畅通。面对内外压力，关键仍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先发制人、主动扩大内需。面对特朗普关税冲击2.0，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可以应对。

（作者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盈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