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去年初，东风标致品牌总部从北京迁至武汉和上海的“搬迁风暴”曾经沸沸扬扬，但是一年过去了，这事儿依然在持续发酵——近日神龙公司的一个拟任高管就因此而被实名举报。

东风标致去年初的那场“搬迁风暴”，在差不多一年之后的又一个岁末年初，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年在东风标致品牌总部搬离北京汉威大厦时主办人事事务的人力资源部部长闫励，在被推荐任职神龙公司采购副总经理兼采购部部长、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褃节儿上，因为一封《反对闫励担任神龙公司采购副总兼采购部部长的公开信》，前途变得扑朔迷离。

这封实名举报信的内容，多涉及当年的一些搬迁纠纷——对于本就身处多事之秋的东风标致来说，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实名举报质疑拟任高管

笔者梳理发现，这份实名举报信的内容很详实，举报者只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包括神龙公司工号在内的关键信息都有显示。

对于被举报者闫励，举报信中主要列举了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闫在担任行政副总兼人力资源部部长期间，适逢东风标致品牌部进行搬迁，“制定的搬迁计划简单粗暴，被媒体解读为（要求员工）5天内搬迁，引发全国媒体的关注”，由此导致的“负面新闻”让神龙公司的两个品牌（标致和雪铁龙）的形象遭遇损失。

举报信还认为闫的招聘计划失败导致东风标致品牌部处于“半瘫痪状态”，“直接导致东风标致品牌（2017年）前11个月销量直线下降到124698辆，下滑比例高达42.5%”。

实名举报者由此认为闫应当为东风标致遭遇的困境负责。

二是“搞打击报复”。

据举报信所言，在东风标致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员工向包括东风公司纪委、国资委等部门“上书”反对搬迁决定，结果遭遇闫的“报复”，包括不支付离职赔偿、限期到武汉报到等，这些行为“使公司陷入严重违法的境地，败坏了神龙公司的企业形象和声誉”，闫应为此承担“直接责任或领导责任”。

三是闫在“规范用工、劳动保护方面有涉嫌违法的行为”，包括“强迫员工调岗”等。

在文中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中，疑似一位员工代表与闫励对话，称基层员工也要关心神龙公司的发展，并认为东风标致遭遇的困境来自于“决策层”。

举报信根据以上内容，认为闫励不适合被推荐担任神龙公司采购副总兼采购部部长，并要求审计其在担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期间的工作状况。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神龙公司党委委员、制造支持部部长的闫励，在2017年6月接替周晓伏出任行政副总兼人力资源部部长、执委会成员，直到此次被推荐拟任采购副总兼采购部部长时被实名举报。

笔者查询发现，东风标致搬迁被曝出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1月份，与闫励的公开职务相吻合。

总体来说，此次事件实际上还是一年前的那次“搬迁”的延续。

遭遇人事“巨震”的神龙

“搬迁”对于神龙公司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儿了。

事实上早在2016年7月，标致雪铁龙（PSA）的亚太总部就已经从上海搬到了武汉，只不过当时神龙的销量虽然也不好，但也不算太差，所以第一次搬迁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

但是随着销量下跌幅度的加大，以及经营压力的与日俱增，类似于东风标致品牌总部从北京搬迁到武汉这样的结构和人事调整在神龙差不多已经成为常态。

早在2015年，神龙就开始了人事调整，东雪和东标的一些中层实现了换岗。

2016年6月，苏维彬接替邱现东任神龙公司总经理，麦柯然接替穆浩然担任执行副总经理，这是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的序幕。

2017年1月，高大林出任神龙公司党委书记，潘家年不再担任副书记；也是在这个月，周永春接替吕海涛成为商务副总经理，但是周永春干了不到一年，就在11月底被调走，接棒的是李国洲。

2017年9月，从捷豹中国执行副总裁跳槽神龙的车艳华，在加盟仅仅半年之后就从东风标致品牌副总经理的任上离职。

到了10月份，东风标致总经理李海港、东风雪铁龙品牌总经理饶杰去职。

2018年1月，李昕阳担任法方商务负责人。

2018年8月，东风标致副总经理吴少革离职，她也只做了不到一年半，接替她的是葛林德。9月份，李广涛调任东风标致品牌部总经理，同时营销渠道方面也有变化，从十个大区调整为五个大区。

2018年12月，李军接替苏维彬，出任神龙汽车总经理；包括麦柯然、李国洲、李昕阳在内的高管，都被调离。

组织机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营销总部被撤销，标致和雪铁龙的总经理直接向李军汇报。

因为变化巨大，去年底的这次调整也被称为“全体起立”——这也是掌门人竺延风在一年之内的第三次人事变动。

一连串持续数年的人事和机构调整表明，东风标致品牌总部搬到武汉和上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神龙公司就有关此次搬迁的官方解释是“提升在营销领域的沟通和决策效率”，但造成这些动荡的背后，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销量不济。

销量失速遭遇“至暗时刻”

自从在2015年创下了70.48万辆的纪录新高之后，神龙汽车的销量就开始逐年下跌。

在2016年，神龙卖出了大约60万辆车，同比跌幅大约为14.8%，情况还不算太差，但是各方面的调整都已经开始，包括人事和组织机构。

到了2017年，销量暴降至43.4万辆，同比降幅扩大至27.7%。

2018年的全部销量还没披露，但是根据在香港H股挂牌的东风集团股份（0489，HK）在12月发布的产销快报，1-11月神龙汽车（包括标致和雪铁龙）的销量约为23.9万辆，同比2017年下跌了27.2%。

因为2018年车市整体低迷，12月的销量也很难挽救神龙的下跌颓势。

结合前述的人事和机构调整的时间线，不难发现其基本上和销量的下跌趋势相吻合——也是从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底。

这是神龙的至暗时刻。

早在1992年，神龙就正式成立了，这要比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成立的那一批合资公司早了差不多十年，当年这是一个大事儿，甚至还入选了初中的英语课本。

但是经过了26年的时间跨度之后，神龙公司却遭遇了成立了以来的最大困境——销量失速。

作为一个造车界的“老资格”，神龙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地化程度掣肘技术和产品导入

就神龙最近几年遭遇的销量困境，资深汽车行业分析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表示问题来自于“外方”，本土化程度是个问题，这导致“技术和车型导入都缓慢”，影响了销量表现。

对于神龙也曾引入包括吴少革、车艳华在内的知名汽车行业经理人，但收效甚微的现象，他认为“这不是几个人（能改变）的事”。

广州标致曾经的教训还历历在目，神龙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贾新光认为神龙就像是个孩子，现在外方既然已经养不了，还不如交给东风，“比如研发方面，东风自己也有资源”。

总体而言，提升本土化程度对于神龙来说至关重要。

另一位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也在媒体采访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前几年SUV发展比较好的时候，雪铁龙没有SUV，后来才逐渐有了几款车型，在适应市场需求方面（反应）比较慢”。

标致的情况也与雪铁龙类似，当4008、5008终于实现“低价入市”的时候，SUV的盛宴也快结束了——2018年前11个月，SUV的销量增长率为-0.4%。

神龙的“背水一战”

为了“重回赛道”，神龙公司要“背水一战”。

笔者在一份名为“竺延风寄语神龙公司：坚定信心，背水一战，促进神龙‘重回赛道’”的讲话稿中发现，竺延风提出了“六点期望”，其中包括“加强与法方的沟通交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并强调中方团队要带头落实“一个目标，一个团队，一致行动，一个声音”的原则，发挥主动主导作用。

其中的“主动主导作用”，显示出神龙的本土化战略将会提升至新高度，这将对技术和产品导入带来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谈话稿中的“六点期望”也强调了要“带好队伍，凝心聚力。员工是神龙复兴的根本依靠力量，当前形势下，要切实做好员工队伍稳定工作，确保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

考虑到东风标致北京品牌总部搬迁时，员工曾要求面见竺延风未果，这一条应该是给“搬迁风波”受到波及的员工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是改变已经发生。

无论这封实名举报信的结果如何，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实际上都在神龙这同一艘船上。

这意味着只有“活下去”，才是唯一。

结语：

在连续3年销量下跌之后，2019年的神龙已经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了，为了“重回赛道”，竺延风在背水一战的背景下发出“六点期望”，这可以看做是一篇檄文，但想要获得胜利，需要的是上下一心，而非内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