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指出，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而这一奇迹的产生”至少部分来自于我们社会性流动的畅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它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蔡昉认为，可将社会性流动分为两种模式或形态。第一种便是在社会人口较年轻时，经济增长迅速，产业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均较较快，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生了人口的社会性流动或者纵向流动，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含义是一项改革、一项社会变迁，对一部分人是明显带来收益的，同时不伤害任何其他群体。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性流动是一种接近于帕累托改进的变化。”他解释道，“原因是我们创造了更多岗位，更高的职业形态，我们的教育也是空前发展的，因此我们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到更高的岗位。相应的，也就从过去祖辈的低收入群体，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还有相当多的人变成了高收入群体。”

而另一种形态是，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减缓，产业结构再次发生变化。蔡昉指出，这时的变化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社会仍然是流动的，但此时的流动更像零和博弈，“有人上就有人下，因为它不再创造出那么多高端的位置。我们如何打破这个现象？这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他建议，除了从供给侧、需求侧保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从社会角度来讲，一方面，要拓宽疏通社会性流动的通道。“根据过去40年的看，教育是最重要的一条，儿童的早期教育，这部分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它不仅可以解决未来的社会性流动问题，相应的结果就是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保持效率，“应该变成不是保岗位、不是保产能，也不是保企业，而是保人，这个人可以在岗位上保，更好的办法是要到社会上去保，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广义的说，社会保护制度。”蔡昉强调。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燕冬：非常感谢。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老师，给我们做个“如何保持和加大社会流动性”的主旨演讲。

蔡昉：非常感谢。美国加州是可以自己选择车牌的，据说，著名经济学家刘尊毅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两部车，一部车的车牌叫“资本”，另一部的车牌叫“劳动”。

现在我讲讲关于劳动的问题。劳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日常的劳动，付出时间、努力取得收入，这是一件事。但未来在什么？从事资本行业的人说，未来要积累到自己的资本，成为一个从过去为别人打工变成老板。研究人员说，为导师服务，发一些不太起眼的文章，最后想成为大师。劳动者想成为什么呢？就是社会性的流动，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问题。

人口有三种变化形态，第一种叫自然变化，简单说就是出生率。我研究出生率，研究死亡率，一个国家的死亡率减去死亡率，就是自然增长率，这就是自然变化，人自然生出来的，自然死亡，然后自然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实现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这是一个奇迹。第二种叫做机械变化。其实人口的机械变化就是流动、迁移，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的地域形态上的变化。这方面人口学家关心，其他社会科学家也会关心，因为它带来劳动力的重新布局，以及在某些经济发展更快的地区，劳动力数量的供给的增长。

中国到现在为止，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奇迹。图上可以看到中国人口的变化，自然增长率目前已经比较低了，说明我们进入到了更高阶段的人口转变时期。下面的图显示出，外出农民工的增长情况，增长非常快，但近年来已经缓和下来了。

第三种叫社会性流动。我们一般讲流动是横向的，从甲地到乙地，社会性流动一般是指纵向流动，也就是说人口的代际之间，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之间，和祖父母辈之前的关系，以及人口的队列间的关系，在职业类型、在收入的分组方面，过去爷爷辈可能大部分是农民，到了父亲一辈，外出打工了，成为城市居民，然后我们成了知识分子，这是代际之间的。还有人说，我这个队列和你那个队列之间也会发生变化，职业的变化、收入分组的变化，过去是低收入群体，但我孩子可能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以及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等等等等。

社会性流动一般受到了发展理念、社会政策、经济增长状况和人口转变的特点，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下面看一看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我们迄今为止的社会性流动，如何在未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性流动。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党的十九大第一次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性流动”。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可以想象到可能很多现存的弊端，户籍制度是一个，它不仅妨碍人们横向的流动，也妨碍人们纵向的流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体制需要解决。一个社会能不能有社会的纵向流动，决定了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凝聚力等等。今天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政治上空前分裂，曾经人们说美国是一个梦想的国度，美国梦的核心就是任何人不管出身如何，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这个美国梦慢慢没了，社会就没有凝聚力了，因此正确空前分化。

我们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性流动是很畅通的，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认可，但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是畅通的，对我们取得两大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过去强调，中国过去40年里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还有一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在高速增长的时期，连续40多年保持政治稳定，这是另一大奇迹。应该说经济奇迹、政治奇迹，至少部分来自于我们社会性流动的畅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它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我们把社会性流动分两种模式，两种形态，因时因地而不同。一种形态是，在一个社会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经济增长非常快，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变化也比较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生了人口的社会性流动或者纵向流动，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的含义是一项改革、一项社会变迁，对一部分人是明显带来收益的，同时不伤害任何其他群体。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性流动是一种接近于帕累托改进的变化，原因是我们创造了更多岗位，更高的职业形态，我们的教育也是空前发展的，中国的教育也是比较公平的，因此我们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到更高的岗位。相应的，我们也就从过去祖辈的低收入群体，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还有相当多的人，变成了高收入群体。

另一种形态是，在没有人口红利，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产业结构变化了，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创造性破坏，有生有死有进有退，这时候社会仍然是流动的，这时候的流动是有人上就有人下，因为它不再创造出那么多高端的位置，收入群体也可能带有这样的群体，在这种零和博弈下的社会流动，还带来合成悖论，就是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是向上流动的，但所有合作的结果是一部分向上，一部分人下来。这是在另一种时期会发生的现象，我们如何打破这个现象？是当前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看一看我们过去社会性流动是如何发生的，算两组数，根据两次人口普查，2000年到2010年之间看发生了什么情况。2000年到2010年正好是两次人口普查，正好有数字，也有代表性，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们正好是2001年加入WTO，是我们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充分表现为优势。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达到顶峰开始消失的年份，刘易斯转折点发生的年份。第一，分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我们把不同的受教育阶段折成受教育年，加总来看。这个作为社会性流动的背景和推动因素。第二，分年龄的职业高度化。这个时期被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白领，这部分人群在所有的就业人才中占的比例表明，有多少人可以向上走。

看一看这两者，可以看到典型的过去这些年发生的第一种类型的帕类托改进性质的社会性流动。这两条线，一个是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比2010年，这十年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在每一个年龄段上受教育年限都提高了，这是我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招带来的教育的明显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为有了这个，我们的能力都提高了，人力资本也提高了，同时都充分就业了，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都往上走。因此，我们计算的职业高度化指数，白领占全部就业人的比重。蓝色的是2000年的情况，浅色的是2010年的情况，在每一个年龄组的上面，除了年龄特别大的部分不再有改变，在中间这部分人群中，十年中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整体上这类岗位增多了。我们教育水平提高了，就业充分了，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岗位，先不说这个岗位到底挣多少钱，但大部分劳动者是追求成为白领的，因此，我们把它叫做职业高度化。在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改善的情况下，职业高度化大幅度提高。这个提高可以作为社会性流动的一个代际指标，当然社会性流动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特征，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同时也有数字。这时过去发生的情况。

新的情况是什么？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相应的是人口的抚养比就不再下降了，是提高的，这些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变坏，劳动力供给不充足了，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改善变慢了，这一点很重要。在年龄人口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他们的前辈，因此这部分人进入市场的流动越大，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改善也就越快。但从2010年之后，新增的人越来越少，这个速度减慢了，人力资本改善的幅度也就降低了，总的经济增长呈下行的趋势。这时候产业结构还要变化，还要提高生产率，还要创新，过去的生产率提高靠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这部分是典型的帕累托式的生产率提高，未来这样的渠道还有，但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多的是靠优胜劣汰，优胜就有劣汰，有进入就有退出，有生存就有死亡，熊彼特把它叫做创造性的破坏，创新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我们越来越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越来越需要创新，就有越来越多的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这个词用在社会性流动性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有人上升，就有人下行，不再是帕累托式的，这时候是更多的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

上面的图显示的是根据各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预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下行的，我们测的“十三五”的潜在增长率是6.2%，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6.2%之上。但很多事物的性质变了，需要有特殊的应对的手段。

我们怎么应对？探讨更多的是从供给侧、需求侧保证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对，我们也做了很多探讨，也是前面两位发言人将资本更关心的。我想讲的是，还有社会方面的应对。人们创造了中等收入陷井这个概念，原因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符合中等收入陷井的特征，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挑战，这个特征核心是如何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甚至在刚刚跨过了高收入增速门槛的阶段，如何应对经济增长减速之后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而这个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以，我列出了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里面有相当多的国家是中等收入陷井的拉美陷井，拉美国家有一个曾经的明星，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是跨越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创新也很好，但最近因为长期的社会不和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陷入了混乱之中，也影响到了它的经济，就是智利。

而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一部分也在于社会性流动不强，它的结果也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性流动变差。我想提两方面：一是拓宽疏通社会性流动的通道。根据过去40年的看，教育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存量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对他们来说，其有一个再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培训。当然了，我们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而未来最重要的是教育年轻的一代，而年轻的一代里，教育和其他产业的投资不一样，教育的投资带来两种回报：一种叫私人回报。家里孩子读书投入的资源。未来通过这个孩子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得的工资，从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家庭的私人回报。一种是投了资，孩子的教育水平也提高了，但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汇总成社会性的回报，社会性回报并不能被家庭得到，但对社会很有意义。因此，越是社会性回报的部分，越是应该由政府来买单的部分。

教育经济学发现的社会性回报里最高的是什么呢？越小越早的教育，社会回报率越高，越晚的教育，是私人回报率越高，社会回报率越低，因此最好的教育是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儿童的早期教育，这部分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它不仅可以解决未来的社会性流动问题，相应的结果就是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前面讲到了迁移，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横向的流动，不是纵向的社会性流动，但其实纵向的流动往往是和横向的流动相关的，因为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发现它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人们要选择。但是，我们表现看上去是一个横向的流动，因此横向流动是纵向流动的一个途径。另一个，只有横向流动了，才能够进入到能够纵向流动的那个特定的背景环境下。农民工不出来的话，只有在几种产业中选择，进到城市之后，有二产、三产，而且二三产里有高端的，每个工厂里有不同级别的岗位，因此横向的流动也很重要。促进横向流动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障碍就是户籍制度，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纵向的流动创造了更好的前景。今天劳动力的横向流动没有障碍，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打工、居住，但因为有制度的制约，你就不能得到平等的纵向流动的机会，也不能得到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我们还要推动这个根本制度的改革。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它的提高都是靠创造性破坏得的，而创造性破坏有一个难点，有的时候说，我们喜欢创造，但我们不喜欢破坏，政府也喜欢创造，政府也担心破坏，因为破坏会给一部分人群带来伤害，因此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就倾向于保护岗位。保护岗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岗位可能是过剩产能，无效产能，是低质量的岗位，但为了不让这个人受到伤害，就要制定种种措施让他保留在这儿，他以保护岗位的名义保护了落后产能、落后企业，不能实现优胜劣汰，因此效率反而是不高的。我们为了保持效率，就应该变成不是保岗位、不是保产能，也不是保企业，而是保人，这个人可以在岗位上保，更好的办法是要到社会上去保，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广义的说，社会保护制度。

过去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担心是不是会陷入到民粹主义的做法，陷入到从摇篮到坟墓的北欧、西欧模式。其实早期我们做了很多批评，说北欧的模式没有效率，但是经过了多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北欧模式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我把OECD的35个国家的数列出来了，横坐标就是他们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纵坐标是劳动生产率，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正向的关系，社会保护程度越过高度，劳动生产率也越高，因为越是以人为单位做好保护，才敢于拥抱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带来创新，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