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 “制造业升级不是买新设备，上新技术。我认为制造业的升级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技术创新的升级，二是企业管理能力和制度的升级。三是产业链地位和创新生态网络重构的升级。”12月7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工程科技发展研究院助理院长周源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上表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工程科技发展研究院助理院长 周源
在以“世界变局中的中国”为主题的剑桥 - 财经论坛中，周源阐述了自己对于制造业升级定义的看法，他认为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不仅仅是制造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制造更多的产品，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使得企业的能力得到整体性的提升，使得他们能够面对动态的市场需求和动态的市场博弈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制造业企业的升级。
周源在论坛中也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升级中的影响力增加，可能会催生一些新的职业需求。他认为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的企业，工程服务业或者生产服务业在用工方面也有变化。比如原来这个企业是做物流的，有一些货物需要打包，全部自动化了以后，人就不需要了，但企业还需要大量的对CRM系统的设定服务，还需要对物流流程的设计服务，以及对物流流程的管理的服务，而这样的一些需求，其实是产生了生产服务业，或者工业服务业的一系列需求，在这方面确实产生了新的职业需求，或者新的职位。
以下为周源发言实录：
何玺阳（主持人）：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实际还是生产力，中国下一步生产力的提高，可能还是制造业，请问周教授，中国下一步制造业转型升级，您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线性发展？
周源：关于产业升级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很多人认为制造业升级就是企业买一些新的设备，或者上一些新的技术，就是制造业的升级，其实我们的观点是，制造业的升级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技术创新的升级。二是企业管理能力和制度的升级。三是产业链地位和创新生态网络重构的升级。如果比较全面的看，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目标中的制造业升级，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
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不仅仅是制造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制造更多的产品，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使得企业的能力得到整体性的提升，使得他们能够面对动态的市场需求和动态的市场博弈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制造业企业的升级。
制造业的升级，最近几年非常火热，不管是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制造业创新计划，包括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提出，都使得全世界各国对制造业升级有了更多的注意和关注，德国提出的工业4.0，德国把工业氛围工业1.0、2.0、3.0和4.0，但对于美国和德国这种先进发达国家来说，制造业升级更多的是从现有的工业3.0提升到工业4.0的发展阶段，而它的1.0到3.0的升级，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是逐步稳步完成的，而我们国家如果想要在面向未来二十年的战略里，完成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升级，要在技术和制度、生态方面做出重大的创新，并且不能跟随以往的1.0到2.0、3.0、4.0的这种线性路径，可能要在几个方面做不同的尝试。
我们跟随制造强国研究组进行了系列的调研，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观察：第一，技术创新的升级。技术创新的升级，不仅仅是生产设备本身的购置，还包括了对前端设计能力的升级，以及对后端的营销服务和市场服务的系列升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系列重点企业做出不同的创新，比如青岛的红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使得他的产品设计变得更加柔性，更加快速的基于大数据的定制化，也利用互联网科技使得它的市场营销和市场服务更加靠近最终用户，今天早上宫总讲了一个故事，在三线四线城市的消费者，都可以快速的能够购买到最先进的产品，跟北京、上海或者纽约这样一线的大城市，不再有时间上的差距，所以这样的创新，中国制造企业充分利用了网络化的技术，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升级。
浙江有一个春风动力（音），通过大数据的管理实现了生产能力的升级，基于生产能力的快速柔性化的升级，使得它能够面对全世界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做出定制化的产品，它使用的不是网络化的技术，而是数字化技术+智能化前端的判别，也实现了跟网络化技术一样的结果。从技术创新的升级来说，在中国的制造企业走出了不同的路径。
第二，从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制度方面的升级，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当中，企业升级了一系列先进制造的系统，里面包括了CRM、ERP等等一系列的系统，而这些系统使得企业的管理人员在管理的时候，不仅仅面对以往机电制的生产线工人，而面对的是更具有创新能力的设计人员，更有创新能力的产品经理，更有创新能力的市场销售人员。所以，他管理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产线工人，而是更创新的一系列的人员，这样的创新速度大大加大了，对管理层的能力也是大大的挑战，对他们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提出了重构的需求。
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了金融科技从研发开始就建构了一系列的中央实验室，分布式的实验室的制度，使得工程设计人员、产品设计人员能够在第一线得到的灵感快速反映到中央实验室，从而能够在制造设计上快速形成更创新的产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一重工激发了服务人员，通过服务人员的积极主动性，也得到了快速反馈，它也是用了分布式的服务网络。中央的服务单元+分布式的服务网络，形成了快速反映的网络化服务能力。中国的企业确实在企业管理和制度创新上做出了非常好的经验，在制造业升级的第二个维度，在企业管理、制度重构方面，中国企业也取得一定成功和经验，值得分享。
第三，产业链地位的升级，和创新生态网络的跃迁。我们在发展当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产业链的升级，中国的制造业想发展，不能停留在低端或者低价值的产品制造上，而是能够制造更高端的产品，能够得到更高的利润，从而使得从业人员得到更好的收入。所以，在产业链地位的升级方面，是制造业升级的一个目标。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需要一个产业生态网络的重构，而不仅仅是在现有的产业链上面跟别人争夺地位，而是应该通过整个产业创新生态的冲沟，为广大的中小企业赋予更高的创新能力，使得他们能够造出更创新的产品，而不是原来的传统低价和低价值的要素性的竞争。所以它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市场需求，满足顾客新的需求，能够使得传统的中小企业发挥更大的活力，也使得它自己在利润和生态上有整体的升级。所以，行业地位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更多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视角来看，但我们应该更多的从变革的市郊来看，如何在变迁当中使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更高的能力，获得更大的价值。
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应该是三个方面：第一，从现在的经验来看，可以实现技术创新的并行升级。第二，中国制造企业有能力和制度重构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分享的。第三，一方面要着眼产业链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创新生态的跃迁，这是我们整个制造业升级里最最重要的一环。
何玺阳：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升级，制造业的用人水平会下降，随着人工智能提升，制造业提升，用人的量会越来越低，以前有人说过，因为制造业、高科技的产生会培养出另一个行业，有一帮人转型去做那个事，但到今天为止，这个事情没发生。随着人工智能的提升，用人水平确实在降低，今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到哪儿去找饭吃？
周源：这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去年我们跟一个智库联合做一个研究，就是人工智能的兴起是否会对就业产生冲击。现在来看，如果我们把世界局限于制造企业，智能制造，比如机器人是否会对企业用工产生冲击，这个冲击还是会有的，一个产线形成自动化了以后，特别是智能化了之后，用工会减少，另外还存在工人技能需求的转化，它要求的工人可能不仅仅是以前简单的计件式的生产工人，而是具有更高创新技能的产品工程师，或者产品技术员。
如果把边界划为制造业，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的企业，工程服务业或者生产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的功能可能主要是帮助，比如原来这个企业是做物流的，有一些货物需要打包，全部自动化了以后，人就不需要了，但我还需要大量的对CRM系统的设定服务，还需要对物流流程的设计服务，以及对物流流程的管理的服务，而这样的一些需求，其实是产生了生产服务业，或者工业服务业的一系列需求，在这方面，确实产生了新的职业需求，或者新的职位。
从宏观经济上来讲，很多企业在转型升级的时候，紧迫感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少雇工人，而是来自于雇不到原来工资的产线工人。制造业提供的岗位确实在减少，但整体工人的供给也在减少，这个课题，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几个智库机构进行讨论。可能我们会产生阵痛，但是在几年后，我们的人工供给和结构发生调整的时候，制造业升级是否提前布好局，使得到时候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不会影响到制造业的正常发展，甚至能够增强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于12月6日-10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