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传统文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没有好处？我的回答是，传统文化大大帮助了我们去吸收和拓宽精神资源。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效的，这个有效性，其一在于它被大众所接受，被历史所贯彻；其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有质量、有凝聚力的生活的可能；其三，还在于它在碰到挑战和麻烦的时候，能够坚持特色，同时具有自我调整和变化的能力；最后，它有对话的能力，有汲取、消化和利用外来思想的能力，同时又有外来的东西中国化的能力。”12月8日，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上表示。

文化部原部长  王蒙

谈及中国文化的经世致用性，王蒙举例表示，黑格尔认为孔子缺少哲学思维的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但他说的是不对的。因为黑格尔是学者、是专家，而孔子追求的不是学者，更不是专家，孔子要的是做圣贤、帝王之师，是做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和改造者，是通过继承优秀的传统使天下人民都过上小康的、相对幸福的、尤其是文明的生活。所以他在文化上强调的是道德，是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是一致性、统一性和全局性。

王蒙还指出，中国有两个传统：首先，权统法统，虽然有改朝换代，但在大的法制基础上有很多继承性；另外是道统文统，世人知识分子和很多官员都崇尚道统，大丈夫的道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也有求新求变的一面，与时俱化、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君子之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都是说变革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例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等，他们不看好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但是他们看好中国的改革，就是因为中国有特殊的文化。

为什么中国最强调中庸之道？王蒙表示，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基础是多元制衡，但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西方的多元，搬过来结果可能是引起国家的混乱、内战、分裂，制衡的结果可能是办不成事。而中国的平衡常常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所以最好要做什么事做的准确一些，做的正常一些。

以下为王蒙发言实录：

王蒙：大家好！我想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说一点我对文化传统，特别是这样的传统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现实，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国际关系可能有相当关联的，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特色。

我谈到了中国文化的此岸性、积极性和经世致用性。我特别想谈一下经世致用性。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佩服老子，但对孔子很失望，他认为孔子缺少哲学思维和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但他说的是不对的，因为黑格尔是学者、是专家，而孔子追求的不是学者，更不是专家。孔子还嘲笑自己，如果问有什么专门技能、专门知识的话，他种地还不如农民，唯一会的技能就是赶车。孔子要干什么？他要当圣贤。他看不起那些专门的知识，他要做帝王之师，做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和改造者，他要通过继承优秀的传统，使天下人民都过上小康的、相对比较幸福的、尤其是文明的生活。所以他在文化上强调的是道德，强调的是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强调的是一致性、统一性和全局性。

这里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按照儒家的思想，治国主要以文化立国，以道德立国。孔子最有名的话是，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引领、用惩罚的手段来进行规范，不如用道德的手段进行引领，用礼法、礼貌、礼数的手段进行规范。所以，他认为圣人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化。他提出来的和自古以来中国人所幻想的、所要求的是“内圣外王”，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其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其道德感召力，在外面你有权力，但是从内部来说，你是一个充满着仁爱之心的圣贤。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制度时，常常会提出一个疑问：这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受不受监督？我认为它受监督，这个监督是文化监督，是道德监督。

中国从来有两个传统：首先，权统，势统，后来总称为法统。虽然有一代一代的改朝换代，但在大的法制基础上法统是有很多继承性的。另外就是道统，世人、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很崇尚道统，这个道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虽然有一些属于中国的铁腕皇帝的故事，但他们在所有君王中占极少数。如果大家看一看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我们就会知道当一个皇帝会受到多少文化的、礼法的限制规范，有多少大臣、有多少谏官，甚至带着棺材上朝，要给皇帝提意见，要求皇帝改正自己的错误。

中国有保守的一面，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也有求新求变的一面，与时俱化，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都是说改革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例如撒切尔夫人、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等，他们不看好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他们只看好中国的改革，因为中国有特殊的文化。

中国喜欢统一，但又追求一与多的结合，表现在郭沫若的诗里就是，“啊，你一切的一，你一的一切”。我原来以为这是非常非常中国的说法，各种部分变成了一，一变成了各种部分。但是2016年我在美国旧金山看到一个很大的商店，商店的招牌叫“one is all”，也是一就是一切的意思。可见中国的思路并不是特别奇怪的。

中国的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和隐忍奋斗之道，不具体说了，我只说一下中庸之道，就是要准确和正常的做每一项工作。为什么中国最强调这个？因为西方的政治学的理论的一个基础是多元制衡，但是中国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多元可能引起国家的混乱、内战、分裂，制衡的结果可能是办不成事，这种情况下就要特别强调准确。中国的平衡常常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最好要做什么事都做得准确一些，做得正常一些。

中国还喜欢把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当做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来找它相通的可能。天人合一好像不太可能只保护环境，天人合一更强调的是天理、天心、天性和人理、人心、人性的合一。性善论，因为性是天性，是鲜艳的东西，性善论是一个判断，一个教育学的命题，心理学的命题，更是一种信仰。儒学强调这个，作为一种信仰，它带有循环论证的特点，天是最伟大的，天生下来就是最美好的，你做的不这么美好，就证明你逆天而行，就等于要受到天的惩罚。李自成请了一个智囊叫牛金星，牛金星的名言就是“民心即是天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用现在的话说，叫以人民为中心。

传统文化对我们的今天，对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没有好处？我的回答是，传统文化大大帮助我们来吸收、拓宽我们的精神资源。第一，传统文化是有效的，有效的就是说这种文化被大众接受了，被历史贯彻下来了， 同时这种文化创造了一种有质量、有凝聚力的生活的可能。这个有效也在于他在碰到挑战和麻烦的时候，能够坚持特色，同时具有自我调整和变化的能力。这个有效性还在于，它有对话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思想可以用的能力，同时又有外来的东西中国化的能力。比如中国就吸收了佛教文化，到了中国变成了禅宗，变成了中国式智慧化的东西，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

少林寺有一个碑，公开提出一个口号，叫“儒释道要合一”。在陕西北部有一个二郎山，二郎山上供奉的有佛陀释迦牟尼，有孔子，就太上老君，有二郎神，有孙悟空。到了江南，有的家庙里供奉的是贾宝玉，因为贾宝玉后来被皇帝封为文妙真人。都没有问题，到了中国都可以掺和起来。

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进取性，看到不足的地方它是往前走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各种文化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互相汲取的，也是可以互相吵架、互相攻击的，最终吸收进来的结果是会使国外文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吸收消化能力就这么强。很多人认为，中国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原因的，比如在中国性善论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性善的，马克思认为人性恶的东西是受私有财产造成的。再比如中国主张世界大同，而共产主义就是大同的意思。还有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孔子也不反对无为而治，孔子认为顺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这些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和恩格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取消政府各种的行政管理，而只需要有生产统计员即可的思想相符合。

所以，今天我们谈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回到汉朝，不是让儿童都穿上汉服，或者大家都背诵《弟子规》。我们研究学习传统文化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时刻不会忘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谢谢大家！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三亚文化艺术论坛”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由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特别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