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分钱对上1分钱,印度药带来价格战?

来源:《财经》杂志 2020-01-14 23: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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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财经》记者 赵天宇    编辑 | 王小  

近5000家制药企业的淘汰赛开启,该往哪跑?面前两条路,要么把药品质优价廉做到极致,要么转向创新,这是更多药企的选择

2019年10月9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第一批鼓励仿制药的33个品种清单,抗癌、抗艾滋病毒用药、罕见病药物等皆在名单中。这些药品会在临床试验、技术研究、审评审批中获得支持。

另一面,更多制药企业的路已经越走越窄。很多企业都有同一药品的生产能力,药效未必多好,销售“地面战”却十分激烈,显现出无序、无谓的竞争。

“今天大家之所以感觉到寒冬来了,我认为是过去十年我们研发不足造成的。”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在“2019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一语点破,转变的发生比想象中快,说明企业前瞻性不够,实际行动少。

中国仿制药企业正在经历一次彻底调整,而没人想被淘汰。“大家在狭窄的路上塞车,还不如退而求其次,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方源资本董事总经理吕明方说。每家药企的解题思路不同,有的强化仿制能力,争取成为全国最质优价廉的那个;有的切换赛道去做创新药,但那条路上更加危机四伏。

中国药企该往何处去? 与印度人联手

自今年9月24日全国药品“4+7”带量采购扩大范围,印度药企代表现身参加后,“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制药企业的掌门人们愈发紧张起来。

“4+7”带量采购,是国家医保局牵头,以药品采购量为筹码换取降价,公立医院保证中标药品的采购量。这是一剂猛药,企业为了中标后的市场,降价幅度之大在业内产生震荡。

中国近5000家制药企业,绝大多数生产的是仿制药。降价谈判动辄几分钱一片药的低价,令不少药企人员在各大公开场合屡屡直呼“惨烈”。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患者去印度买药的情节,令印度药“低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仿制药企业一把手们怕的是,以产品价格低廉著称的印度仿制药企,在带量采购中以低价策略胜出,让原本生存空间受挤压的中国仿制药日子更加难过。

实际上,这是对印度仿制药的偏见。花了两年时间对印度药厂进行梳理和观察,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说,中国药企对印度同行的理解不深,印度药并不等同于“价格战”。

林刚将印度药企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市场企业。这些药企全面拼价格,比中国现在的“价格战”还惨烈,价格更低,比如中国带量采购中标了6分钱一片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引发业内哀鸿遍野,但印度药甚至可以达到1分钱。

稍可安心的是,这些产品进不了中国,因为它的技术水平和制药设备,比中国现在的企业差很多。

另一类,是印度那些国际化的大药企。它们的“进击之路”绝不是靠价格战,反而是创新。林刚分析,这类仿制药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剂型改造的过程也存在着大量的创新。在他看来,中国那些靠纯粹价格战的品种,不用怕印度药厂,除非中国药企报出的价格还是虚高——但只要出现第三、第四、第五家竞争者后,价格终究会降。

“我们假设的‘狼来了’是错的,印度药企根本不是靠价格来竞争,更多是用创新来和中国竞争。”林刚说。

中国制药企业无奈地发现,仿制基础品种,然后持续生产,便能获取丰厚利润的“闭门造车”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必须把视线转向全球,在国际市场中衡量中国、印度药厂的位置。

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的总结是,美国是创新研发人才的源泉,中国是最大的核心市场,印度则是仿制药低成本研发和制造的中心。

既然与印度药厂争地盘的擦枪走火已无可避免,中国制药企业要做的就是转变心态,直面竞争。

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说,对中国近5000家药企来说,印度进来一家,相当于5000里面加一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本质是中国这5000家在一起怎么办。中国的药企需要竞争。

很多药企掌门人已经认识到,不能把印度药厂标签化,实际上同中国企业同台竞争的,是国际化的大药厂。

林刚提出了一个思路,也是康哲药业正在做的,今年其与印度药企太阳药业(Sun Pharma)在2个创新产品、8个仿制药进行合作,后者是全球第四大仿制药企。他说,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很少像欧美企业自建体系,所以他们很多在寻找中国的合作者,想把产品引入中国。

中国的中、小型药企可以考虑与印度药厂合作,寻求有希望在中国通过一致性评价前三家的品种。这部分产品也许仍有竞争力,仍有活路。“和印度企业谈合作、谈融合,不是竞争。” 林刚说。

今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印度药企与中企合作。例如,7月16日,西普拉(Cipla)欧洲分公司 CiplaEU 宣布与江苏创诺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作为西普拉在华的分公司,建设吸入剂产品生产基地。7月29日,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宣布和印度药企Strides Limited医药科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事药品注册和销售业务。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由国家药监局审评,要求仿制药质量、药效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在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中,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才有资格竞标带量采购,以此防范“唯低价是取”,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仿制药,在愈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必定是质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永远是企业追求的,但两边很难平衡。

四川汇宇药业董事长丁兆,他的公司产品在英国市场经历过与印度药企的厮杀,“杀得很惨烈”。按他的经验,在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取舍之道,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欧美GMP严监管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为了低成本中标,牺牲了质量,那一定走向了灭亡之路,“如果企业不想死,质量这条红线绝对不能踩”。

走上国际市场的印度药企,同样不断经历着各国药品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查,也会因违反药品生产标准,收到来自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警告信。中国药企如果继续走仿制药这条路,无论是供应哪个国家的市场,或者与哪些印度厂商合作,“严守质量关”这条准则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找对新方向

不少药企掌门人、投资者认为,中国制药行业正在回到“本质”,也就是工业制造业。

仿制药价格下降,生产企业又要保证利润、提升质量,这就倒逼药企进行利润合理分布和质量的升级。泰德制药总经理孔泰分析,药企在调整营销费用的同时,还要创新,但不只是药品上的创新,还包括药企管理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一定要成为企业重要的策略。

与中国任何其他制造行业一样,随着人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趋严,制药行业的成本控制越来越难。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于明德一直认为,环境污染并非是药企技术过不了关,而是成本问题。某家大药企带他看过环保在线监测的数值,当时完全达标,但这家企业被环保部门点名过,原因就是环保处理设施开动起来,成本受不了。

这些困难早在几年前就已浮现,不过,在仿制药就卖高价的好日子,慢吞吞走着很舒服——直到淘汰赛发令枪响,突然得抢跑。吃不消是必然的。

在任晋生看来,未来从事仿制药的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淘汰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政策;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价格在目前基础上也许还会降。企业的关注点和资源,应放到创新药研发上。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也坦承,在今年已经把一般的仿制药停掉,只做创新药和有核心价值的高端仿制药。

以仿制为基础的中国药企,陡然转向创新药显然很难,心有余而力不足。

“仿制药的赛道变得很窄,创新的赛道就不窄吗?”林刚说,企业明明有能力做更多的仿制药,但就想做创新药,投入几十亿却有可能失败。不要仅着眼于狭义的创新药,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特征,能做出新剂型、能做到产品前三家也行,目的都是为获得有长久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做一般的仿制药,企业能活;做me-too药的企业,股东也许能挣点小钱;真正想挣钱的,要有新靶点药,做到全国甚至全球前三家。

普瑞基准创始人季序我告诉《财经》记者,新药研发的回报率在下降,低垂的果实已经采摘得差不多了。新药研发在中国有很好的外部环境,比如政策支持,资本追捧;但研发的同质化严重,即高水平重复。比如有相同靶点、相同生物标志物的同类药,未来在商业上也许会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目前的新药研发现状是,很少有first-in-class,但是企业跟随得非常快,越追越近。抗癌药PD-1抑制剂的中外对比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肿瘤免疫治疗新药,2014年9月在美国上市,2018年进入中国市场;仅几个月后,2018年底便迎来了中国国产的PD-1获批的消息。

季序我说,以前的情况是已经有路,企业沿着车辙就可以跑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药企越来越走向无人蹚路的地方,这就需要企业有独立的判断。

无论如何,药企的转型必须采取行动,如哈药股份总经理徐海瑛所说,再不动,可能真的就是死路一条。

(本文首刊于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赵天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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