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帮助深圳等地外向型产业链少受疫情波及

来源:《财经》 2020-02-04 12: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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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焦建/文 苏琦/编辑

“保企业就是保增速,保企业更是保民生。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尽早重新调整经济政策,做到边控疫情,边制定新的经济调控政策。”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不断扩展,截止2月4日上午10点,深圳确诊感染该病毒的人数为245例,暂为广东省内确诊感染人数最多的城市。

作为移民型超大城市,大量流动人口在给深圳带来巨大疫情防控压力的同时,对深圳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作为应对措施,深圳市福田区于2月3日时推出《深圳市福田区防控疫情同舟共济“福企”十一条》,支持受疫情防控影响的行业企业渡过难关。

作为全国首个县区政府出台的防控疫情应急扶持企业政策,该政策涵盖了租金减免、贴息支持等内容,亦将制造业、商业(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等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对象,预计可覆盖数万家企业。“政策立足于维护整个城市的运行,出台速度非常快,防止这些与市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行业受困。”当地媒体解读称。

而从深圳整体形势而言:2019年时,深圳GDP总额为2.69万亿,增速为6.7%左右;2020年,作为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元年,深圳将其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左右,对比2019年已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如何在克服贸易摩擦负面影响时维持经济的健康增速,已是深圳近两年来当地产业各方尤为关心的话题。突如其来的疫情会否会造成“雪上加霜”效果?深圳今年能否成功“保6”? 2月3日,针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财经》记者专访了多年来关注深圳高科技产业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

《财经》:对于深圳这种外向型经济城市来说,当前的疫情蔓延会带来哪些影响?

曹钟雄:此次疫情对于深圳经济的挑战,应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进出口大市,疫情对深圳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维稳带来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从历史经验来看:2002年时,深圳市进出口总额为7220亿元,进出口总额比2001年增长27.1%;在2003年虽然经历了“非典时期”,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仍然实现了34.6%。到2019年时,深圳全市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9773.86亿元,同比下降0.6%,外贸依存度为110.6%。从数字来看,当下深圳的进出口规模已是2003年时候的几倍。虽然外贸依存度下降使得深圳整体经济的腾挪空间增加了,但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存量仍会让深圳面临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困难(与此同时,深圳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是全国水平的3倍左右)。

从整体来看,与2003年贸易全球化处于高涨期时的环境不同,此次疫情发生在全球保守主义盛行的时期。作为创新型城市,深圳进出口增长将面临低速增长或者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的挑战。国际化合作是深圳产业这几年一直非常重视的,比如华为、大疆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产品研发及出口都有赖于国际市场的全球性合作。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航班停飞,会对很多高科技产品尤其是依托航空进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产生影响,疫情管制对于科研人员的流动也会带来较大压力。中长期来看,跨国企业会在优化全球制造业布局的时候进一步审视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产业转移在一些行业可能会加速出现。

其次,春节期间本来是中国消费的传统旺季,今年的疫情将对全国各地的消费总量产生影响。作为消费型城市,深圳是全国的商业创新中心之一,比如万象城、天虹等总部设在深圳,喜茶等新型消费品牌也发源于深圳;而随着深圳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深圳的酒店、旅游、会展业等也开始产生区域性引领作用。疫情除了会对深圳餐饮消费业产生影响外,也将给上述一系列行业带来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

《财经》:深圳产业的抗压能力如何?

曹钟雄:整体来看,非典高峰在当年的3-4月份,对当年的经济和生产冲击较大,相对被动。新型冠状病毒则在春节假期爆发,为随后的经济政策调整、企业生产调整时间留下了一定的主动性余地。具体到深圳来说,因为金融服务相对发达、产业基础丰厚,既有制造业又有科技服务业,民营企业更是转型和创新的主力,所以深圳经济和产业具有一定的弹性及韧劲。深圳企业的竞争力在疫情防控、医院建设、生产保障等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例如,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中建科只花了36个小时左右就交付了建设所需要的钢结构产品;华为和中兴则参与了5G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腾讯则推出了在线办公系统,保障各行各业尽量实现不停工不停产。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同样有很多仍然处于“爬坡”时期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应对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就相对较弱,疫情带来的不确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加剧其经营困难。特别是对于创业型企业来说,在本已显得有点艰难的融资环境之下,再背负起租金、工资等多重负担,很多企业的生存压力会非常巨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型明星企业的抗压能力较强,但中小企业则未必,突发的疫情对他们来说真是一道难以迈过去的坎,如它们熬不过去,深圳的很多产业链都会受到较大影响。此外,特别要关注高成长性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否顺利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深圳未来创新实现的程度。

《财经》:从企业角度来看,应如何克服疫情对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

曹钟雄:此次疫情所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对深圳乃至全国的企业都意味着新的机遇:

首先,是医疗、生命健康产业得到新的发展空间。疫情结束后,公众对健康的关注会从口罩需求向其他领域不断拓展,医疗保健、休闲运动的发展空间会进一步打开;其次,智慧城市、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医疗等产业需要向更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在疫情人员统计方面,我们还做不到对同车次人员的跟踪,或者疫情“点对点”通知。这意味着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交通、医疗等数据也并未打通;第三,随着5G深入布局,泛互联网产业会让电商为代表的新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第四,疫情后的金融服务将加速拥抱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企业在提升自身业务创新基础上,赋能传统的金融机构;最后,为了进一步强化“世界工厂”角色,缓解人工短缺,企业将加大机器代人的速度,无人工厂、车间会不断涌现。

因此,企业应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比如做好疫情解除后的生产计划,做好后续经营成本的压缩计划,优化好企业的资金安排。企业家们也要思考如何顺应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及方向。

《财经》:在扶持产业发展方面,政府目前应有针对性的扮演什么角色?

曹钟雄:在具体措施方面,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深圳市贸促委已推出了在线办理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文件等措施,为进出口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深圳市、区两级工信局、房地产企业、行业协会也发出了对中小企业免租的倡议,为延迟复工的企业和租户适当减免租金,物业管理费用。

除此之外,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应尽早重新调整经济政策,做到边控疫情,边制定新的经济调控政策,譬如加大税收减免政策,做好缓交或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开展重点行业的灾情补贴等给企业纾困解难。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疫情风险救助补贴金。在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等领域建立疫情补贴机制,比如出租车行业减免或补贴份子钱等;二是建立困难企业临时救助金,可采取临时垫付、定期归还的市场化方式,条件符合申请即发放,确保中小企业经营资金不断、贷款不断;三是进一步发挥好基金的作用,优先安排到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四是对减免本市物业租金的房东、业主和企业进行财政奖励。

此外,应加强市、区两级财政与金融机构的联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本市企业的资金投放。

因总部型企业较多,深圳经济具有较强的传导效应,是全国经济的重要先行指数。企业总部的数据下滑预计将传导到各地的子公司、分公司,通过传导效应对其他一系列城市的经济数据带来不确定性。因此,保企业就是保增速,保企业更是保民生。从时机选择角度看,政策出台及落地的节奏应加速,以便取得“雪中送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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