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疫情沉重打击全球贸易,但新型贸易在加快发展

来源:财经网 2020-04-11 17:30:09

“今年货物贸易萎缩的程度远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WTO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将萎缩13%到32%,也就是新冠疫情+去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使这一轮超级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打击。在疫情蔓延扩散过程中,对外开放层次越高,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越深的经济体和相关行业领域,对外贸易活动受到的伤害就越大。”4月1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表示。

张燕生同时指出,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两种相反趋势的全球化。传统的服务和货物贸易受到重创,但新型贸易尤其是数字网络相关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加快的态势。从中国外贸方式看,今年头两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上升到了60.6%,加工贸易成为稳外贸稳外资的重点领域。

此外,民营企业进出口的比重在上升,今年前两个月上升到了41.9%。“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头一次超过了30%,正增长的势头较为强劲。今年1、2月份,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从这个角度讲,疫情可能会改变我们长期所形成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伙伴和贸易增长模式。

以下为发言实录:

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新冠病毒改变了世界和中国。这次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从疫情蔓延扩散的角度看,至少目前有三波。

第一波是湖北武汉。截至4月10日,中国累计确诊的病例占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的5.2%,死亡占全球死亡3.5%。其中,湖北累计确诊病例占全国的81.53%,死亡病例占全国的96.14%。武汉累计确诊病例占全国的60.13%,死亡病例占全国的76.96%。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武汉新冠病毒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这场阻击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下一步的重点转向了防控输入型病例蔓延扩散风险源和风险点的阶段。武汉疫情会否反弹,输入型疫情会否蔓延,打开国门是否会出现新冠疫情的再次流行?学术界存在争论。近来,美联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1918年流感大流行,5亿人感染,但防控疫情与挽救经济并不矛盾。更严格的疫情干预措施会让经济活动更安全地“重启”并降低死亡率。

第二波G6。即G7集团不包括日本,累计确诊病例占海外累计确诊病例的61.46%,新增病例占海外新增病例的79.84%,死亡病例占海外死亡病例的65.29%。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占海外的30.67%,新增确诊病例占海外的49.18%,死亡病例占海外的18.05%。问题是,何时能够研发和生产出新冠疫苗,何时美欧经济社会生活能够实现正常化,疫情结束后中国与美欧关系是改善还是进一步恶化?当前,中美作为战略对手,加强抗疫合作是权宜之计,还是共同利益?如果像当年美苏共同抗击法西斯取得胜利,则转向冷战;美苏联合抗击天花取胜则转向全面冲突,那么抗疫合作结束后,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对抗。因此,当前国际上确实存在抗疫合作被政治化的现象。

第三波是否会出现发展中国家疫情蔓延扩散。截至4月10日,金砖4国(不包括中国)累计确诊病例达36935,占海外累计确诊病例的2.43%。如果在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出现疫情的蔓延扩散,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因此,疫情进一步蔓延扩散,很可能会损害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领导力,损害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损害国际组织和政府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要提防极端分子上台,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的突发事件,把世界引向冲突对抗的陷阱。

第二个问题,谈谈这次新冠疫情会沉重打击全球贸易。4月8日WTO发布最新预测,今年全球GDP将萎缩2.5%-8.8%,货物贸易萎缩幅度将比金融危机时代更加严重,全球贸易将下降13%-32%。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增长率从GDP增长率的1.5倍至2倍下降到0.5倍,去年下降到0.4倍,今年下降幅度更大。

哪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受打击最大。WTO预测今年几乎所有地区的对外贸易都会遭受两位数的百分比跌幅,其中北美和亚洲的出口受到的打击最大。这说明,北美和亚洲是参与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体系程度最深的地区,中间品贸易和资本品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也最大,因此,受新冠疫情和去全球化的影响也最大。

哪个行业的对外贸易受打击最大。研究发现,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复杂的行业,例如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部门,同样也是受疫情和去全球化影响最大的部门。如这次新冠疫情蔓延扩散过程中,德国三大车厂在初期就停产,美国三大车厂也先后停产,日本八大车厂也纷纷停产、减产、转产。

哪个贸易领域受打击最大。由于新冠疫情导致跨境运输、跨境航空、跨境旅游、跨境投资等联通发生中断或停顿,服务贸易领域受到的打击最大。抗疫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隔离就产生贸易链、物流链、人流链的中断,加剧超级全球化的进一步收缩。同时,也推动了跨境网络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形成了新型全球化的扩张。两种相反的全球化趋势并行发展,为外贸企业带来转型发展的新机会和新挑战。

哪种贸易方式受打击最大。今年1-2月,货物进出口同比降9.6%,贸易逆差426亿元。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上升至6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上升至41.9%,“一带一路”沿线进出口额比重超过了30%。对美国、日本和德国出口分别下降26.5%、23.3%和22.9%。作为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体系的加工贸易方式受打击最大。

中小微外贸企业受打击最大。疫情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冲击了外贸企业,一方面外贸订单大幅度减少,从需求端冲击了外贸企业。另一方面,综合物流、商流、人流的停顿或中断,导致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断供等,从供给端冲击了外贸企业。其中,中小微外贸企业收到的影响最大。全国超过76%的外贸重点企业产能恢复率超过70%,但中小微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复市遇到了很大困难。

怎么办?李克强总理分别在3月24日、3月31日和4月7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最近一次推出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加工贸易、广交会网上举办等系列举措,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中小微外贸企业面对缺订单、缺资金、缺渠道、缺人才、缺品牌等问题,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的纾困、减负和刺激政策。

第三个问题,是疫情结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变化。新冠疫情先后分别重创了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即美墨加的北美生产网络,德法意的欧洲生产网络,中日韩的东亚生产网络。第一波疫情重创了东亚生产网络,但随着中日韩及东盟地区疫情趋于稳定,东亚生产网络将率先恢复。美欧生产网络仍处于新冠疫情严重攻击的阶段。年底前复工复产复市的前景趋于悲观。如果疫情再蔓延扩散到亚非拉地区,局面将趋于失控。如果疫情影响持续18至36个月,外贸企业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超级全球化和IT革命造就了现有“三链”格局。然而,去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将导致“三链“变形。一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企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的布局将进一步转变。二是供应链的零库存、及时供货的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将调整重组。三是价值链上形成的美欧提供市场科技、东亚提供制造代工、中东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大三角格局正在走向变形重塑。

疫情结束后,全球“三链”将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一是疫情结束后,全球供应链格局将是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的新趋势。中小微企业要调整定位,做“小而美”的历史传承企业。二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可能大于效率。三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断链断供断交的非常规事件将成为新常态。四是各国将寻求构建相对完整、立足自给的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的“三链”新体系。

第四个问题,疫情结束后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可能发生的影响。一是科技脱钩与挂钩、对抗与合作、单边与多边的大国战略博弈会继续下去,避免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结局,强调确保生命安全、国家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并在研发服务发包、技术服务发包、设计服务发包、资讯服务发包、专业服务发包、人才服务发包,形成跨境创新网络。

规则脱钩与挂钩、对抗与合作、单边与多边的大国战略博弈会继续下去,要避免形成“一个世界、两种规则”对立的的局面。疫情结束后,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文明和环保、保障公共安全和反恐等,而且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等。

产业脱钩与挂钩、对抗与合作、单边与多边的大国战略博弈会继续下去,要避免形成一个市场、两条产业链的局面。疫情结束后,我国要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全球增长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疫情结束后,处理好扩大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引入开放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动扩大进口和与能源、粮食、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保障。

第五个问题,疫情结束后,中国会有什么新变化。一是疫情后,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将更加重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众多工程科技人才以及物质技术基础的综合优势,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和研发外包,形成开放合作、确保安全并重的国家创新体系。核心是科技管理体制变革。让科学家专心科研、工程师静心发明、企业家全心创新。

二是疫情后,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科学抗疫的重心要从行政主导的公共卫生治理,转变为法治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公共卫生治理,要从社会组织动员转向医学科技创新。要鼓励地方政府用好地方立法权,用好社会监督机制,用好国际合作跨境网络。这种努力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疫情后,武汉战略性地位会更重要。新时代武汉将成为战略的新支点。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将基于5G新基建、航空新网络、中欧班列新通道助力而升华。武汉130万大学学子将成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锋。武汉将成为我国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的创新城。打造全球化服务企业,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实体化过程中,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生产性、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的数字网络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