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生存扫描:利润差22.5倍,消费信贷猛增98%

来源:《财经》 2020-05-19 21: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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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 张颖馨 特约作者 颜棋

制图/周斌

编辑/袁满

“改革转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前所未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着银行发展逻辑的变化。”多名中小银行负责人近日告诉《财经》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下,相比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银行对其带来的后续影响更为敏感。

当前,国内中小银行数量达到4000多家,资产总额约占到整个银行体系的1/4,是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小银行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身处经济下行期,叠加利润空间被挤压、资产不良率上升等多重因素,其发展面临不小挑战。

中小银行如何借力金融科技,调整零售转型步伐,进而在新一轮调整中成功突围,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财经》记者以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作为分析样本,力图展现中小银行生存现状,探索破局之道。

1、净利分化,部分银行过度“依赖”投资收益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市场普遍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所受影响如何。根据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披露的2020年一季报,大部分银行均实现了净利润的稳步增长,同比增幅最高者为杭州银行,达到19.26%。

多名行业人士直言,一般情况下,每年一季度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均不会太差,主要是享受到上年四季度冲量与当年一季度上量的周期性机遇。

但部分中小银行净利增长情况值得关注。银保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城商行实现净利润766亿元,较2019年一季度的775亿元下降1.16%。这并非城商行首次出现净利润负增长,多名银行业人士认为,部分中小银行经营困境亟待关注。

据《财经》记者统计,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中,4家城商行、1家农商行今年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为个位数,另有一家农商行(渝农商行)净利出现下滑(-6.9%)。对此,渝农商行(股票代码:601077.SH)表示,2019年同期净利较高是主要原因。据悉,该行2019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中,包含冲回的补充退休福利过往服务成本,这增加了该行在2019年同期的利润。

“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发放的福利现在不发了。由于费用体现在当期,但影响的是往期利润表,当现在相关福利费用和预期支出都不会产生,需要在当期利润表中加回去。”某银行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

亦有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2018年企业多提取福利费,进而少缴纳所得税,可能后来被税务查出企业超规定提取福利费,这种情况企业必须调回来,也就是要冲回原来多提的成本,由于调整账务,2019年就相应增加了利润,最终要补缴所得税。

另从2019年年报来看,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大部分均实现了营收、净利双增:营收增长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青岛银行(30.44%)、张家港银行(28.48%;股票代码002839.SZ)和江苏银行(27.68%;股票代码600919.SH);净利润增长排名前三位的则为宁波银行(22.60%)、杭州银行(21.99%)和常熟银行(20.14%)。

具体而言,2019年“最赚钱”的是北京银行,实现了约214.41亿元的净利润,该数据最低者苏农银行(9.13亿元;股票代码:603323.SH)与其相差22.5倍;若按照城商行单独对比,该数据最低者青岛银行(22.85亿)则与北京银行相差8.4倍。

净利分化背后,中小银行营业收入构成值得关注。《财经》记者统计发现,在支撑起21家中小银行业绩的利息收入项中,部分中小银行对投资收益(如债券投资等)的“依赖度”较高。

按照21家银行投资收益占比计算均值为28.36%,有10家银行相应数据超过均值;若将城商行、农商行分类计算,投资收益占比均值分别为30.31%、25.18%。其中,13家城商行中,有5家超过均值;8家农商行中,有3家超过均值。整体来看,投资收益占比排名前三位分别为:郑州银行(44.72%)、成都银行(41.02%,股票代码601838.SH)、长沙银行(40.30%)。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具体的标准来看投资收益占比是否合理,但此前确实有一些城商行、农商行的投资收益在其营收占比中过高,说明这些银行在存贷款等主营业务上发展情况不佳。近年来,监管引导银行回归本源,要求提高负债端中的存款占比、资产端的贷款占比、稳步提升非利息收入等,这样中小银行发展会更加健康。

某国有大行高管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中小银行的投资收益占比过高,但因所投资资产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可能会导致报表出现较大的波动。可考虑的风险防范方式为:控制投资的比例、选择优质标的、控制投资的期限。

2、净息差持续收窄,中小银行多渠道“补血”

据《财经》记者统计,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中,15家银行ROE(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出现同比下滑,排名前三位者为宁波银行、长沙银行(股票代码:601577.SH)和贵阳银行,分别减少1.62%、1.30%、1.47%。

方正证券研报显示,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ROE为10.96%,较2011年高点20.40%缩水46%。一方面是银行ROA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杠杆倍数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断下行、揽储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净息差收窄成为银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城商行、农商行净息差分别为2.00%、2.44%,同比下降0.07%、0.26%。

据《财经》记者统计,21家A股上市的中小银行中,12家银行的净息差在2019年出现同比下滑,降幅前三位分别为江阴银行(-0.21%)、无锡银行(-0.14%;股票代码600908.SH)、和宁波银行(-0.13%)。

麻袋研究院分析师苏筱芮认为,LPR实施以后,银行净息差的收窄成为行业趋势。从资产端来看,监管引导银行支持和服务小微,而从负债端来看,其变化不如负债端明显,这种趋势对头部银行的影响更大,2020年银行业净息差将会持续收窄。

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承压亦受到关注。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7%和13.13%,分别同比降低10个基点和7个基点。

《财经》记者统计发现,21家A股中小银行2019年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行业均值,但7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19年出现同比下滑,降幅前三名为郑州银行(-1.04%;股票代码002936.SZ)、无锡银行(-0.96%)、青岛银行(-0.92%;股票代码002948.SZ)。多名业内人士认为,为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应采取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

值得注意的是,5月6日召开的金融委第二十八次会议强调,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

“中小银行资本紧张一直比较突出,成为限制其服务能力的主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监管部门持续探索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改革,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就是这一系列改革的最新成果之一。”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随着工作方案的落实,预计一批中小银行将通过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得到资本补充,促进小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3、资产质量承压,部分银行拨备率远超监管要求

疫情对金融领域的后续影响正在显现,多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小银行一线业务员表示,近期行内的逾期明显增多,不少业务员已提高上门催债的频率。

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商行以4.09%的不良贷款率排在首位,较2019年一季末的高点4.05%高出0.04个百分点;城商行紧随其后,不良贷款率达到2.45%。

从一季报数据来看,大部分A股上市中小银行今年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不良贷款率则出现小幅下降。“疫情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冲击在一季度报告中并未有明显体现,但已有部分隐忧,二、三季度情况需要重点关注。”某银行业资深分析人士直言。

另一方面,从21家上市中小银行2019年年报来看,大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出现至少10%以上的增幅。其中,上海银行(股票代码:601229.SH)和贵阳银行(股票代码:601997.SH)出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双升。而贵阳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变化较为明显,2019年和今年一季度对应数据分别同比增加0.1%和0.17%,升至1.45%、1.62%。

对此,方正证券研报指出,2019年不良净生成率分别为0.83%、较18年下降 99BP(1BP即0.01%),不良生成压力大幅减小。反观拨贷比,2019年与2020年一季度达4.2%、4.5%,提升较为明显。说明贵阳银行2019年末不良认定标准有所放松,使不良生成速度减缓,配合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减小,来保证不良率不出现较大上行。实际上的不良生成压力可能比看到的要更大一些。

2019年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排名前三的银行,分别为青岛银行(34.69%)、贵阳银行(28.42%)、宁波银行(23.51%)。年报显示,青岛银行不良贷款中,公司贷款对应的不良贷款率前两名,分别为制造业(8.81%)、批发和零售业(2.48%);贵阳银行不良贷款率排名前两位的为住宿和餐饮业(24.39%)、批发和零售业(3.56%);宁波银行(股票代码:002142.SZ)不良贷款率前两名分别为住宿和餐饮业(4.3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36%)。

国信证券研究员王剑认为,疫情对银行对公业务的冲击要大于零售业务。尤其对于农商行来说,制造业信贷投放比例偏高,且以中小微企业客户为主,此类企业在疫情中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农商行所在区域复工时间推迟,则需要高度警惕相关信贷风险。

从拨备覆盖率来看,据《财经》记者统计,21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2019年拨备覆盖率最低,分别为155.09%、159.85%;其他银行拨备覆盖率均超过200%,7家银行拨备覆盖率超过300%,3家银行拨备覆盖率超过400%(宁波银行、常熟银行、南京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19年财报还是2020年一季度数据,宁波银行、常熟银行(股票代码:601128.SH)和南京银行(股票代码:601009.SH)的拨备覆盖率均显著高于监管要求。其中,宁波银行2019年和一季度拨备覆盖率均在524%左右,排在21家中小银行首位。

此前的2018年3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指出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另据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3.20%,其中城商行、农商行分别为149.89%、121.76%,相对较低。

今年的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会议内容,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以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

一方面是城商行、农商行整体拨备覆盖率平均水平偏低,另一方面部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远超监管指标,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华创证券曾在研报中指出,若拨备调降,将贡献为银行的未分配利润,达到增加股息率或增厚核心一级资本的效果。

此前的2019年11月,财政部对《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进行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若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2倍以上,将被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

董希淼认为,拨备覆盖率上升是因为银行感到后期不良贷款增长有反弹压力,随着未来金融资产分类的要求更严格,处置压力也会上升。制定上限为最低标准2倍有一定的合理性,客观上督促商业银行加快存量不良贷款处置和核销。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没有相关上限要求。

亦有银行业资深人士发文指出,简单认为2倍监管指标就过高,显然是不太符合事实的 。金融监管部门可能也不太会同意对高于300%拨备覆盖率的银行需要人为将其逐步降低到300%以下。这违背当前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监管目标,而既然防风险当然要多计提拨备。

对于拨备覆盖率被指过高,《财经》记者向宁波银行进一步了解情况,截至发稿前,暂未回复。另据接近该行的相关人士透露,一般来说,都会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计提拨备,提升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4、消费贷成“香饽饽”,但有银行嗅到风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更倾向于守着大中型企业过日子。但当下,随着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作为消费主体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地位凸显。与此同时,面对利差收窄、金融脱媒、不良压力加大等问题,零售业务成为中小银行突围的必然选择。

某城商行分行零售业务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近年来明显感觉到行内对零售业务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超过对公业务,比如会将行内部分业务条线表现突出的管理人员调任至相应的零售业务团队。”

从已披露2019年发放贷款构成情况的15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来看,公司贷款依然占据较高比例,14家银行公司贷款金额占比超过50%,无锡银行以71.71%的占比排名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零售化转型趋势下,该行个人贷款金额同比增长达到33.39%。

与此同时,13家银行个人贷款总额同比增长超过20%,增长排名前五位者分别是:西安银行(56.22%)、长沙银行(43.24%)和江阴银行(41.41%;股票代码002807.SZ)、江苏银行(38.97%)、郑州银行(35.69%)。

《财经》记者梳理上述个贷金额增长最快的几家银行财报发现,2019年,长沙银行、西安银行(股票代码:600928.SH)、江苏银行个人消费贷业务发展迅猛,同比增长分别达到98.37%、89.40%、54.07%。与此形成对比,郑州银行2019年个人消费贷业务则出现同比下滑,降幅达到36.24%,其个贷业务中发展最快的为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同比增长84.77%。

多名消费金融行业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随着住房贷款受到限制,银行不得不寻求新的零售信贷投放渠道,发展消费金融成为零售转型的首选,因此消费信贷业务成为多家银行零售业务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但也需要看到,经济下行、借款人多头共债等因素叠加,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正逐渐暴露。

郑州银行或许嗅到了风险的味道。根据其2018年年报披露,郑州银行2014年-2017年的不良贷款率,均保持在0.75%-1.5%之间,但该数据在2018年却升至2.47%,同比上升0.97个百分点。具体到该年不良贷款的构成,郑州银行个人贷款业务中,个人消费贷不良率达到2.38%,同比上升1.55个百分点。

“主要还是在于部分中小银行零售业务根基薄弱,现有战略管理、组织体系、业务流程体系等主要基于公司业务,零售业务的风险定价和防控能力明显不足。”某资深银行业观察人士指出,虽然近年来有不少科技公司“牵手”中小银行,但前者更多是提供导流服务,“授之以鱼”,这对部分中小银行长期业务能力的提升帮助不大。

5、营收高者在金融科技“砸重金”,普遍缺乏长期投入

不少中小银行的金融科技能力常被行业人士评价为“鸡肋”。但这并不代表中小银行没有意识到金融科技的重要性。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21家A股上市城商行、农商行中,“金融科技”一词在大部分银行的财报中出现,主要涉及金融科技如何助力展业、未来将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以及金融科技的重要战略地位等内容。

但谁更愿意 “砸重金”?仅有北京银行(股票代码:601169.SH)、上海银行、长沙银行、常熟银行等4家银行披露具体的金融科技/信息科技资金投入情况。总体来看,营收规模较大的银行更愿意重金投入,如2019年营收排在21家中小银行首位的北京银行,以18亿元的金融科技投入位列榜首。值得一提的是,常熟银行虽然营收较低,但其金融科技投入在营收中占比高达3.41%,位列该项排名首位。

多名银行业从业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大多数中小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投入更注重短期业务提升,或是停留在战略认可、初步规划等层面,忽视了金融科技长期对业务的创新作用,缺乏相应投入,最终体现为中小银行整体创新能力较弱。

“金融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技术的故事。”长沙银行在2019年年报中,引用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不同于那些引领风潮的头部企业,处在“风暴眼”中的地方中小银行,一度被金融科技的飓风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从焦灼彷徨到日渐淡定,我们愈加确信,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科技不会打败银行,打败我们的只能是固步自封和亦步亦趋,抛弃我们的只能是对客户的隔膜和对创新的漠视。”

张颖馨 颜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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