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在演讲中提到：宏观政策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在政策上确定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需导向型，宏观政策取向要明确。具体政策层面调整也要进行，比如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就是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因为汇率是本币与外币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就会决定交易者是倾向于外销还是内销，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贸易政策，比如关税，出口退税等政策。

刘尚希表示，我国几乎在货币投放中没有使用过国债这么一个工具。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定价的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使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出现了问题。现在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资产里可能也就有4%国债资产，主要来源于2008年增投的时候发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形成的资产。

刘尚希提出，在国债的凭证结构上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更好地便利央行操作的工具，这方面是有空间的。

以下为采访实录：

张燕冬：下面我们请刘院长，现在我们国家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构成的一种新格局，您具体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尚希：当前全球呈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发展的外部风险急剧上升，要对冲这种风险必须要调整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央提出了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搞清楚内循环和外循环它的含义，以及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题目很大，时间很短，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所谓的内循环就是依靠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外循环就是依靠参与全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这两者不是说截然分开的，但是有一个主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形成了以外循环，就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从GDP增长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风险。但是从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情况来看，内生的脆弱性就不足以支撑外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这些年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表现为内需不足。现在要转向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的战略，就是内循环以及内需的扩大。内需的扩大就需要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和相应的体制进行调整。宏观政策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在政策上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需导向型，首先宏观政策上这个取向要明确。这些年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宏观政策的取向上，不是十分地清晰。中央正式提出了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这么一种战略，宏观政策的取向应该更加清晰了。

第二，在具体的政策上，包括汇率的政策。汇率政策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汇率的市场化的程度。因为汇率是本币与外币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就会决定交易者你是倾向于外销还是内销。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我们的贸易政策，比如关税，还有出口退税等政策。

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基本指标就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时候接近70%，下降到仍有30%。外贸依存度在目前这么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外贸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指标就是价格贸易占比，这些年也是有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个指标判断，进出口的差额，是基本平衡还是顺差，还是逆差。如果明显是顺差的话，要依靠外循环弥补外内的不平衡。因为这个顺差的条件下，意味着我们储蓄的输出，也就是占资本的输出，意味着储蓄是过剩的，内需包括消费、投资这方面是相对不足的，所以要靠外需弥补。这出现了一种常见的现象，中国是在生产，我们挣了外汇，把钱借给国外，国外再买中国的商品，形成这么一种国际的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外循环实现的经济增长，容易掩盖国内的不平衡，导致国内的内循环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在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毫无疑问逐渐地要调整以国内的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张燕冬：我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

刘尚希：一方面是的。要增加发展的韧性，克服发展的脆弱性，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需体现为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这个概念和人力资本的计量是直接相关的。消费通常理解为是需求概念，其实是人口、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健康素质、劳动素质基本积累、教育水平等方面增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是人力资本化。如果看这些年我国的消费情况，消费率是有所提高的。2015年之后，我们的国民消费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一直就停住了。消费率没有上升说明内需不足，尤其今年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明显表现消费是萎靡的，储蓄反而在上升。这导致内需的不足，增长的动力也就不足。在外需也在下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只能靠要畅通内循环，依靠内循环来支撑我们国家长期的发展。全球的格局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我们不能假设目前的这种全球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我认为可能会是彻底改变了全球的这种格局，以后中国的发展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高度不稳定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外部风险会急剧地上升。从战略上需要调整，这个调整是一个过程，小船好掉头，但是大船转向都是需要时间的。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不是今天说完明天就可以实现的。

张燕冬：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其他嘉宾，但是有一个问题只能您回答，今天不能放过您。这几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争议的，给你三分钟时间不能拖长。您觉得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刘尚希：从货币投放的机制来说，就是货币投放是不是更多使用国债的问题。现在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资产里可能也就有4%，我记得是2008年增投的时候发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形成的资产，几乎在货币投放中没有使用过国债这么一个工具。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定价的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使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出现了问题。使用国债投放货币，会使转移方向发生了转向。货币税这个问题大家忽视了，每年在经济增长，需要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这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无本的收益，这笔收益怎么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国内的贫富差距。金融的政策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贫富的差距，它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可能成为加速器。

张燕冬：我们这里有好多金融学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你们有没有可以促进这种争议焦点改善的建议？

刘尚希：在国债的凭证结构上是应当调整的，更好地便利央行操作的工具，这方面是有空间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央行财务的公开透明度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在两个部门之间协调需要考虑的。还有一个国库在央行是代理还是兼理，国库现金管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财政和央行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财政是国家货币征税权，国家可以发债。央行没有征税权，有货币发行权，形成了人民币对全体人民的负债。背后是一个共同的东西，都是国家信用，所以这点上是完全相同的。

张燕冬：谢谢刘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