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认为，美国法律允许政府债务突破GDP，但如果按照现在政府对各种公共产品的承诺，恐怕债务很快将达到GDP的150%和200%，美国财政资源也有限，经济复苏道路漫长，难以立刻发生效用。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将与国际政策关联。

秦晓认为，美国新政府可能将修复国际同盟关系。在外交理念上，美国新政府要从单边调整至一部分单边一部分多边，或者从单边调整至多边，主要要放弃“美国优先”，重启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在国际政策上，新政府也将主张发展多边关系，包括WTO、《巴黎气候协定》、TPP，但也会受到强烈挑战。

秦晓提出，很赞同建立良好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需要注意，法治，制度建设要与市场发展取得平衡。

以下为秦晓发言实录：

各位早上好，谢谢燕冬，也谢谢前几位讲的观点。这个题目是剧变和未来，剧变意味着某种均衡被打破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打破，也看到了打破的方向，未来要有一个新的均衡来达成，这是一般事情变化的过程。如果长期的均衡达不成，它就长期处在动荡中，如果均衡达成了，可能有好的均衡有差的均衡，但总比没有均衡好。若谷行长已经回顾了剧变的产生，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国家战略竞争对手。事后一系列的事件，我就不再重复了，涉及到经济和其他方面，最显著的是贸易战和脱钩。特朗普的这个表述留下一个问题，如何解释“竞争对手”，恐怕在英文中也不是一个很能讲的简单的词，或者干脆提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敌人还是对手，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朝着敌人的方向做的，并不是一般的对手，竞争对手是有规则的，敌人的规则就是你死我活，这是有差别的。

在特朗普发布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美国曾经有数百个名人写了三封公开信评议特朗普的这个定调。第一封信认为，中国是对手，不是敌人。第二封信认为，中国是敌人，不是对手。第三封信认为，中国又是敌人，又是对手，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没有说清楚，仍然在纠结的过程中，但起码看到它是有争议的，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推向了全面对抗，走向敌人。这是我对剧变的一个解释。

美国政权更替以后，我们不能叫转机，这个评价太大了，而是有变数，这个变数可以从竞选中和以前的政策组当中和新政府团队信念中来看，一个是它国内的问题，这个国内的问题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这些事情，比较容易预期的是它会重提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弹尽粮绝，负利率，财政政策已经突破了过去政府的债务和GDP的百分之百，还是会在财政上下功夫，财政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尽管美国法律可以允许它突破，如果按照现在它对各种公共产品的承诺，恐怕债务很快到GDP的150%和200%，这说明它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它的第一个议题复苏经济，道路漫长，不可能立刻发生效用，只要它国内情况不好，它国际上的政策也会受到相应的关联，这个逻辑关系我就不解释了。

在疫情方面，也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一个果断的手段，加强管控就能解决的，但是会有明显的改进。

在国际关系上，它要修复同盟关系，要从单边调整到一部分单边一部分多边，或者从单边往多边走，其实这里头要解决的问题是，放弃美国优先重启一个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这是拜登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问题是这次的选举，不管拜登胜的比例，实际上就是五五分，美国大量的红脖子，生锈的州，要是重新回到自由贸易，怎么解决这些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在国际政策上，我觉得他会主张多边，这也是一个正面的信息，包括WTO，包括《巴黎气候协定》、TPP，但他会受到强烈的挑战。

对中国的关系，他在目前的表述中说，不是敌人，是对手，当然这个表述还需要看他具体的政策，也会受到各种争议，但总是出现了变数，这个变数有可能打开一个正面的机会，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机会。若谷已经讲了中国应该做的六件事，我完全赞同，在六件事情之上，我一个看法是，自从中美交恶以来，中国政府的整个政策是很克制的，很理性的，也见了效，不按照特朗普的步调走，但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的现象，是不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降温，回归理性，从中国、世界的大局出发，这是中国需要思考的。另外，我很赞同若谷讲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政府的关系，经济崛起以后，相关的制度，包括法治，是不是和市场平衡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思考好了，就能做到办好自己的事。

谢谢大家！

张燕冬：谢谢秦总的儒雅，提到了在特朗普的对抗之后出现了变数，这个变数也不能估计太高，但有空间，谢谢秦总。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