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 “一旦各国尤其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可以进行很好的疫苗推出并且把他们自己的疫苗接种推行好的话，对于全球疫苗的生产和提供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复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5月22日，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在“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对话时表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

Michael Spence谈到，他对于疫情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比较乐观。目前看到实际的情况，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地的恢复。中国还有其它的一些国家在疫苗还没出来之前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但也有一些国家工作做得不是很好。

“疫情之后，也能看到缓慢的经济的恢复，比如说以色列、美国是比较慢的，欧洲的一些地方也有一些缓慢的恢复，之前在疫苗的开发还有疫苗的批准做得比较慢，但现在慢慢地跟上了。”Michael Spence认为，一旦各国尤其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可以进行很好的疫苗推出并且把他们自己的疫苗接种推行好的话，对于全球疫苗的生产和提供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复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可能到2022年的时候，可以来达到完全的疫苗的接种。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接近全球经济复苏的开始，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疫情时代”。”Michael Spence表示。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他指出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的确比较严峻，要面对比如国际贸易的矛盾加剧等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世界经济并没有瓦解，中国的出口的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虽然这之中也有一些问题，但不是特别明显。

在Michael Spence看来，中国经济虽然是有增长，但主要还是靠总体的投资，消费的贡献率依然不高，当然就会希望能够建立很好的环境，来推动消费的增长，需要有更针对性的政策来推动内需、让国内人民有更多的收入来进行消费。

他强调，中国要坚持金融行业的开放和改革。目前，金融体系在中国的体量足够大，而且监管也是具有很大拓展空间。“我们要看到，所有国家的金融都是有问题的，比如美国，按理说金融体系已经足够成熟了，但是之前出现了次贷危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外部的风险，包括一些不稳定性或者是波动性。”

最后，Michael Spence指出，数字化的转型、生物制药以及能源转型是未来增长会非常好的三个领域。他认为这些领域机会非常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会非常大，而且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营领域，投资回报率也会非常好。

以下是对话实录：

Michael Spence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魏晨阳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

魏晨阳：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也很容幸，非常享受跟您的对话。

Michael Spence：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魏晨阳：现在讲到非常规的世界离疫情的首次爆发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现在还看到了一些小规模的疫情的爆发还有很多，世界有些地区爆发的还很严重，所以这个对于地球上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警示，大家都很紧张。这个疫情对于世界的经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听到您的分享。疫情对于世界经济到今天为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未来的一年到五年会发生一些什么？

Michael Spence：我比较乐观。我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在缓慢的恢复，中国的恢复、亚洲的恢复等，我们都看到了也知道背后的原因。中国还有其它的一些国家，在疫苗还没有出来之前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疫情。这一年中，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做的工作不是很好，而且我们等了一年的时间，好多大的爆发也发生了，很多国家受疫情的影响完全停摆，当然也有政策的原因，然后疫苗就出来了。疫情之后，我们也能看到缓慢的经济的恢复，比如说以色列、美国是比较慢的，欧洲的一些地方也有一些缓慢的恢复，之前在疫苗的开发还有疫苗的批准做得比较慢，但现在慢慢地跟上了，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目前做的也不错。在今年的某些时候，欧洲也会慢慢的恢复。我们看到，世界既有很好的经济复苏，比如中国以及其它地方增长的数据还是比较漂亮的，也有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萎缩。另外我还认为，一旦各国尤其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可以进行很好的疫苗推出并且把他们自己的疫苗接种推行好的话，对于全球疫苗的生产和提供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复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可能到2022年的时候，可以来达到完全的疫苗的接种。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接近全球经济复苏的开始，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疫情时代”，这肯定在很多方面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谈一下。另外我们说到疫苗的接种，它是不是说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像大号流感的情况，但是对于大多数经济来说它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魏晨阳：说到经济政策，尤其是我们讲到的全球协调，政策的协调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才能让全球经济走上复苏的道路，尤其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可清除的障碍给它先清除，让疫苗的接种能够很好的开展，世卫组织可以作出很多的协调方面的牵头工作。在美国、中国以及其它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在推出疫苗方面也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生产能力方面，还有知识产权，在生产过程中都是一些问题。另外还有制造疫苗的一些化学成分等等都是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都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我猜现在主要是生产产能方面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克服，这是需要全球协调的，我认为在这方面是必须要进行强制性的许可。这对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强制性的去接种疫苗，当然这是需要一些规则和监管的。另外还有就是世卫组织和各国之间的关系怎么去推动强制的疫苗。另外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强制的许可，另外还有一些多层的许可的推出，所以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在另外一层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可能不是说是最后一次疫情，有一些国家可能是在应对疫情方面，它的应对条件比较好，下一次的话出现全球性的疫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如何进行很好的疫情的遏制？我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经济的韧性？在制造生产能力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产能是不是足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来解决的。我希望大多数人都希望把这些问题解决，这样的话真正能够让我们脱离全球性的疫情，我们当然并不是说只去来解决昨日的问题，不着眼未来，但是我们必须要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下次疫情做好准备。另外，非常重要是，您刚才指出了自己有一定乐观情绪。但是，金融市场自从疫情发展以来变得越发的敏感，我们看到市场尤其是股市出现了一些调整，美联储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债券市场或者是固定收入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联储出台的政策可能引发了一些问题，您认为现在您最担心的是哪些情景呢？

Michael Spence：你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确实让人担忧，那我们来说一下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现在已经是有效地进行了疫情的遏制，而且是很快的，所以不需要大规模的流动性的注入，就可以让经济得到稳定的增长和企稳。当然，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现在还要有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三大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大的刺激政策，这个当然不是说只针对疫情，它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刺激，当然对于经济复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等一些重磅的人物，也都提出了美国目前在通胀方面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西方国家比如说之前的金融危机08年就是在美国先发生的，然后溢出到了欧洲等等。然后就有很多出现了问题，比如有毒的资产的问题，后来货币政策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就出台了很多，大量的注水，后面也是需要进行财政政策的大量的刺激。欧美的货币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反而是财政政策不够强，这样的话就导致债券的收益率倒挂等问题。很多人都是想要寻找规律，就会有更多的高风险资产的投资，所以出现危机的时候不能说是全仰赖央行出台货币政策，同时我们这次不光是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出台。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出现高通胀的担忧呢，就是由于这次不光是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的大幅度的刺激。

另外，我们还需要找到足够的劳工。央行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经济的预测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说，他们不是预测者，而主要是关注货币政策带来的后果。而且，货币政策是有很大的滞后期，对于经济当中的通胀的预期也是货币政策的主要铆定点。比如说对于房地产来说，这就可能是会带来一些高通胀的风险，这也是大多数人所担心的，那我们确实应该担心。另外，市场当中对于资产的重新定价，现在很多人都是仰赖美联储。美国的IPO市场在过去20年当中，一直都是十分活跃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最近美国IPO利用SPACS公司来进行上市（SPACS：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即特殊目的并购公司），这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时间越长，这个问题越严重，确实有这样的风险。但是，高通胀的风险主要是美国的问题。

魏晨阳：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确实有一些重要的挑战。下面我想来说一下中国吧，外部的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您所知的，中国目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下，必然会面对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的矛盾问题，您认为中国如何更好地来推动金融的开放，使之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模式呢？

Michael Spence：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的确比较严峻，要面对比如国际贸易的矛盾加剧等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经济并没有瓦解，你看中国的出口的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虽然这之中也有一些问题，但不是特别明显。关于中国的“十四五”还有“双循环”，其实很多国家其实都是朝向这个方向来发展。各国肯定不能完全按照以前的模式来发展，尤其是医药行业，他们需要一些国内的生产的产能或者是经营。所以，对于全球来说，可能从效益来说，短期看并不是最好的。但是碰到了现在这种情况，国内缺乏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虽然是有增长，但主要还是靠总体的投资，消费的贡献率依然不高，当然就会希望能够建立很好的环境，来推动消费的增长，需要有更针对性的政策来推动内需、让国内人民有更多的收入来进行消费。总的需求当然是总消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觉得，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才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投资还是比较重要的，只要回报率是非常高的。总需求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空白，我们需要全都填补这个需求的空白。政策制定者，还有政策制定者的顾问们需要很好地了解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做好规划。

第三个部分，我想说，中国要坚持金融行业的开放和改革。目前，金融体系在中国的体量足够大，而且监管也是具有很大拓展空间的。我们要看到，所有国家的金融都是有问题的，比如美国，按理说金融体系已经足够成熟了，但是之前出现了次贷危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外部的风险，包括一些不稳定性或者是波动性。

魏晨阳：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洞见，讨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我们总是希望讨论一些前瞻性的讨论。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未来哪三个领域是让您最看好的，或者说是发展最强劲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

Michael Spence：我先说这三个领域吧。在我看来，我们的增长会非常好，机会也非常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会非常大，而且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营领域，投资回报率也会非常好。

第一个领域就是数字化的转型。目前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激动的。现在由于疫情也是导致了数字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快，我们的工具是非常强大的，包括中国和美国以及其它的一些地方都研发了非常好的工具。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涉及了全球，很多的领域也都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冲击。创新推动了很多机会，有很大的获益，提高了生产力，这两者肯定是相辅相成的。另外经济的包容性，在中国方面就是很好的例子，包括电商等等，你们获得的很大的获益，尤其是在经济的包容性方面，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生物制药的黄金时代的发展。这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很强大的机会和工具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普及人们的了解越来越多。五十年之前科学家发现了DNA，然后基因的编辑等等对于药物的发展，还有化学键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取得的极大的进展。在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将会有巨大的进展，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能源的转型。我们必须要实现能源的转型来应对气侯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基本上全球各国都有一些世界性的承诺，包括我们的公民、企业都希望能够应对气侯变化，所以我们有极大的需求来谋求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包括电动汽车等等。各大企业还有一些企业家都有很好的想法，如果把这些都加总起来的话，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就是生态系统，包括企业家还有金融系统等等，还有技术所有的这些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在包括中国的一些国家，发展得非常的好。比如金融的生态系统，从中国遍及到亚洲以及西方国家，开始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出现，后来不断的溢出到其它的领域、地区和国家，比如说独角兽的公司它的估值是非常大的，在美国看到很多这样的独角兽的公司，中国也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现在在印度印尼等等也都有了这样的趋势。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来做很多的善事，通过投资做善事、做激动人心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想法，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年轻人投身于这个领域，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了现在。

魏晨阳：我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得到验证，我觉得能够聆听您对于这些非常重要问题的见解。每次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时间，也谢谢您。去年我曾经很乐观的说，我说我和您很快就会在中国在北京在上海见面，去年我这样说有点太乐观了，但是今年同样的话我要再说一遍，今年我就更加乐观了，我希望明年能够在北京在我们的明年的大论坛上见到您，再次感谢。

Michael Spence：谢谢，我也希望明年能够来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