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记者 辛颖 信娜   编辑 | 王小

武汉疫情之后，中国疾控系统改革已箭在弦上。

新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下称“国家疾控局”）挂牌不到一个月，工作组人员已经紧急奔赴广州、安徽、辽宁，参与应对当地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2021年6月4日，事关国家疾控局发展的“三定”方案尚未公布。所谓“三定”，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这三大块都还没确定。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经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初步的“三定”方案，还在讨论。

在经历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业内对疾控系统改革的呼声更高了，期待就是：理顺管理体制、加强职能职责。

此前的中国疾病预防体系，主要负责的是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国家卫健委内设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CDC在各省设有地方疾控中心，卫健委疾控局则直管各地卫健委疾控处。

新局成立后，一直负责疫苗、各类传染病防控的中国疾控中心和卫健委疾控局将直面改革。“中国疾控中心肯定会被并入到国家疾控局下管理。”一位疾控系统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同时，“原来国家卫健委内设的疾控局，可能下一步就会和国家疾控局整合在一块。”一位卫健系统官员介绍，“三定”方案没出，后续改革要一点一点地推进，落到具体人员的变动还需要时间。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调整，不仅各地卫健、疾控系统人员，相关的疫苗、医疗信息化等企业，也迫切地想知道对自己会有何影响。

这个新局将承担起中国疾控大任。未来，它是否能主导建立起一道牢靠的防疫大坝？

先把领导班子搭起来

国家疾控局在2021年5月13日正式挂牌，是隶属国家卫健委管理的副部级单位，与中医药管理局类似。

由王贺胜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王贺胜学医出身，原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他作为“救火队长”，在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紧急任命兼任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直到2020年7月卸任湖北省卫建委主任一职。

公开报道显示，2020年1月24日，王贺胜曾带领前方工作组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1月26日，联勤保障部队首批防疫物资运抵汉口火车站，他在现场交接的负责人之列。

在2020年2月15日，王贺胜在国新办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阶段，目前工作已经下沉至社区，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王贺胜的武汉抗疫经历无疑是加分项。

此次武汉疫情期间，因疾控部门与医院的沟通不畅，一度引发质疑，这也是中国疾控体系的沉疴。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去年公开表示，要创新医防结合的机制，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的体系和医疗救治的体系，在机制上打通，实现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

疾控系统的改革，必然要在和公立医院的协作通道上用力。而王贺胜曾主管医政医管，具备和公立卫生系统打交道的经验。

就在王贺胜出任局长的消息公布不久，一位地方疾控人士的手机就弹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国家成立疾控局，撤销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卫生监督所，进行合并管理。新局实行参公管理，技术型公务员，另一方面，下属公共卫生研究院，由疾控中心部分实验室进行基础公共卫生研究。

按这位地方疾控人士收到的信息看，省改革参照国家，市级疾控中心和区县疾控中心直接合并成立疾控局，不下设公共卫生研究院。

不过，在国家层面“三定”方案还未出时。福建省疾控系统的改革已经行动起来，改革直达县一级。

5月24日，福建省发文，明确将组建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局，依托同级卫健部门设置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局。

“计划在上半年确定领导班子，疾控局局长等人员到位。”一位福建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介绍，具体怎么改、如何协调与卫健委、疾控中心的工作还没定，要慢慢推进。

接下来，福建的疾控改革分为关键几步：推进各级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确定各级疾控中心核编比例，完善新发传染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报告机制，建立多渠道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

同时，为了能够让疾控改革和卫生系统协同，也提出：要优化疾控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

尽管新局成立在业内早有风声，上述地方疾控人士称，最初是说由国家卫健委出方案，后来改由深改委制定，今年3月刚刚完成了在各省疾控的调查。

然而，除了福建，大部分地方还都在等国家局的三定方案先出来。上述地方疾控人士在收到上述那条“定了的方案”信息之后，省里并没有新的动静。

多地疾控中心的负责人都告诉《财经》记者，“地方没有进展，要先看国家层面怎么改。”

疾控体系合二为一

5月16日，国家疾控局挂牌三天后，副局长孙阳就和工作组被派往安徽，应对六安市和合肥市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孙阳此前历任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副司长、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主任、原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对多个业务条线熟悉。

到达安徽后，工作组先后调研了定点医院、疾控中心、管控社区等地指导流调溯源，同时还负责核酸检测、社区防控、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等。

这些工作，在以往的疫情应对中可能需要多个部门配合，由疾控中心进行技术支持，卫健委疾控局负责政策调整和信息发布，还有一些行政职能分散在应急、医政医管等部门。

在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1月中旬，武汉疫情发生初期，张继先医生是新冠肺炎疫情上报第一人。

她当时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当主任，因2019年12月26日连续接诊数个症状相似的病人，且均排除了已知常见病原体感染，开始警觉。

张继先在向医院领导汇报后，医院随即口头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两天后，她再度接诊了数位相似病人，后经所在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后，直接向湖北省卫健委疾控处、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和张继先一样，很多医院发现可疑患者后，均直接报给当地疾控中心或者卫健委疾控局，信息只在同一层级流动，未上传到可直达国家疾控中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是从网上获知武汉发生疫情的消息。

中国最早的传染病防控体系是效仿前苏联的模式，从1953年开始建立了从省到地市、县的卫生防疫站。到2000年，经改革后，成立了两条线并行。

支撑疾病防控“金字塔”就是两条主线并行，最底层是各地公共卫生机构中的疾控专员。

一条主线是疾控中心体系，即中国CDC，为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另一条主线是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对此，国家疾控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曾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机构设置及行政规范都是以部门分隔设立，各地均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设置安排，从上到下以条线执行。医疗、疾控和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各自为战。

中国CDC是从原卫生部被划分出来，在2002年1月正式成立，当时在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组建起各级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

CDC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能定位是技术指导支撑，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力。比如监督执法这类行政职能，由各地卫健委下属卫生监督执法局担当。

另一条主线是疾控局体系。顶层是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下有各地方卫健委的疾控处。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下设10个处，包括传染病防控处、免疫规划处、艾滋病防控处、结核病防控处等。

主要职责是，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

从卫健系统人士透露的信息看，新局将合并疾控中心、卫健委疾控局、卫生监督所。目标是统一调配资源，抵御各类传染性流行疾病。

现任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为常继乐。按4月28日人社部官网信息显示，常继乐也是新成立的国家疾控局副局长。

有卫健系统人士也将此次新成立的疾病预防控制局，视为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升格”。

疾控人的待遇会变吗？

“三定”方案虽未公布，从趋势看之前的“双线并行”疾控体系将被打破，那么数万疾控人将何去何从？

现有人员的调整方案还未正式公布。不过，在去年武汉战疫一线的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6月3日向《财经》记者证实，他已调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

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有疾控中心3403个，有18.8万人。

近年来，全国疾控卫生技术人员在流失。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此前分析，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7年，全国疾控卫技人员数量下降4.27％，减少了6336人。

疾控系统人士普遍认为，造成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与岗位不相匹配。

卫健委疾控局体系的工作人员为公务员，疾控中心体系人员属于事业编。自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总量控制，特别是2017年4月1日取消行政事业收费之后，近年来，几乎所有疾控中心系统收费自留技术服务项目都被取消，收入完全靠财政支持，但是各地财政水平不同，常出现财政补偿不足的情况。

2018年，人社部发文要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明确提出“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但疾控系统并不在这一“福利”体系中。

李立明也在文章中介绍，在“两个允许”之后，公立医院人均绩效工资是普通事业单位的1.8倍－3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为1倍－1.35倍，有些地区达到2.5倍。

“同样是高级职称，我的工资水平可能只是医院医生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如果是科室主任那就更没有办法比了。”一位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

未来如果顺利并入新局，疾控人的待遇是否能有所改变？

上述国家卫健系统官员分析，“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技术支持单位，肯定会越来越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