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司原司长、沈阳海关原副关长张皖生在“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青岛的港口可考虑按照自由贸易港的方式打造。而自由贸易港的本质，可被概况为国际货物的转运枢纽。“我们打造国际货物转运的基地，国际货物转运的概念一旦出现的话，对结算就会产生很多帮助，会产生很多的金融服务。”
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司原司长、沈阳海关原副关长张皖生
张皖生认为，青岛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国际转运型自由贸易港。“我们去的时候，新加坡海关局的局长带着我们看，全都是在港口进行交接，应税的进去交税，不是应税在码头直接走了，进行货物权的转移肯定带来结算，那肯定就有金融服务，因此新加坡港能够变成一个结算中心，跟它国际物流的中转是有很大关系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皖生：大家下午好，主要交流关于探索自由贸易港的个人想法。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探索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对港口经济转型升级或者提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其实自由贸易港从海关的管理来讲，它是分成几种不同类型的，比如有国境型的，还有关境型的，还有特殊型的。国境型就是国境内，关境外，比如象新加坡，新加坡这个港口每年有3000多万标箱并不进入关境，与新加坡本土经济活动没有关系，完全为国际物流业服务的。还有关境型自由贸易区，比如澳门，它的关境就是零关税，产品进入澳门（除4种商品）是不收关税的，关境内货物进出非常自由的，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由港国境内、关境外的格局是有差异。
还有一种特殊的自由贸易港是迪拜，迪拜是有关税的国家，关税水平是5%，我国的关税水平是7.5%，也就是说进入迪拜的产品是要征税的，那怎么又叫自由港呢？迪拜约4000平方公里土地上有30多个如同中国的综合保税区，国际叫自由区，一个一个小的自由区集合形成大的贸易便利化环境，对外也叫自由港。还有一种欧盟类型的，还有一种我国的海南岛自由贸易港，又与上述不一样。
作为青岛这个港口建设，在转型升级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借鉴新加坡以国际转运型为主要功能的自由贸易港类型还是比较合适的。10年前我去新加坡港口，他们海关局的一位副局长带着我们参观，3000多万标箱全都是在港口进行转运交接，在向单一窗口申报后，其中只有约1%是进入新加坡国内市场的，这些数据进入另一个系统，如有应税货物交税。其余3000标箱在码头直接转运走了。在货物权转移的过程中，肯定带来结算，有结算就会有金融服务，新加坡港能够成为一个结算中心，与它国际物流的中转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它那个地方人们感觉到自由港就是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流动，货物自由进出，所有这一切与新加坡本土没有关系，比如说印度的货物卖给日本，日本的货物卖给印度，产生的结算和金融服务与新加坡没有关系，它的自由港是这么一个状况。
随着新加坡自由港物流的非常优质的配送体系不断发展，世界产业也向新加坡转移，因为有很多产品要利用那里的物流体系向世界配送，因此在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中，有许多企业来到新加坡，在产业越做越大的情况下，有的企业由于土地制约了发展就就转移走了，比如惠普转移到了重庆，在重庆扩大了生产规模，销往欧洲，重庆创建了“渝新欧铁路”，“中欧班列”的起源。曾在新加坡为惠普结算的团队也转移到了重庆，三年结算下来为重庆市政府交了150多亿的所得税，当时重庆市提出要把海关的报关单全拿过来，要做全国两万亿加工贸易进出口国际结算，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这个案例被我们调查组的组长在国务院会上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如果新加坡的土地像我们青岛一样有11000平方公里，那么惠普也不会转移到中国来，不转移来就没有中欧班列，我们就没法发现结算有这么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青岛的港口应该按照自由贸易港的方式打造，但是对自由贸易港的词现在比较敏感，我考虑就是不妨把自由贸易港的本质抽象出来，它的特点是国际货物的转运，我们可以考虑打造“国际货物转运基地”，国际货物转运一旦出现，对结算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帮助，会产生很多的金融服务，包括期货等等问题都和这些有关系。比如，国际货物转运涉及到中转、集拼、仓储物流、分拨配送等等，这些业态的货物都会产生大量的与舱单一样的性质的数据单证。这些都可作为期货的基础。
引进国际货物转运的一些惯例，肯定和我们现行的规章制度抵触，我介绍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2013年国务院下发的3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这个文件中提出了负面清单的概念，在自贸试验区暂停了三部法律，如果在我们青岛划出一块土地比如20平方公里，搞国际货物的转运基地，和自由贸易港性质一模一样，我们要对接国际上的一些惯例，我们也是采用国务院38号文件的方法，在这个区域内暂停一些跟国际惯例抵触的法规，我个人考虑比较有利于我们国际中转业务的发展，以此促进青岛港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