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

来源:财经网 2022-12-17 17:29:04

12月17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会上表示,要充分估计明年的经济困难和经济风险。当前经济有不少亮点,但形势难以令人乐观,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将来经济会怎么样,并不能做简单的线性推理,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理性告诉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充满着风险,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当前,有一种“低速不要紧,只要质量高”的看法。刘尚希表示,这种看法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显然是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了。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质量越高,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都会体现出附加值高。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空的。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技术研发,还是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医疗等等高质量,最终都会体现在经济的高附加值上。

刘尚希指出,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速长期上不来,意味着我们高质量的发展成效不明显,对这一点认识上不应含糊。不要以为经济增速低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这个影响越来越大,它会影响就业、影响居民收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和未来的可持续。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没有一定经济增速,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甚至“不进则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

刘尚希还提出,要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边际递减。减税降费、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当前消费低迷,预防性的储蓄在上升,在这种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在刺激消费上,政府的手段相对要少得多。

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这恐怕要与消费场景关联起来才能找到路子。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若农民到了城市,能扎下根来,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费也会提高,所以,促进人口的流动与扩大消费是直接相关的。

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是不是有利润,所以,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点”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政策效果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心附近比较明显,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像有的市场主体严重亏损,减税降费对它来说无感,有些已经退出市场,更没有作用。所以针对减税降费,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点效应。

刘尚希还指出,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域是有限的,如果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布局,显然路径越来越偏,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

宏观政策效应边际递减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应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径依赖。

从这一点来看,除了宏观政策以外,更多的考虑是改革。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快速发展,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排,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应急性的政策考虑,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这有利于社会预期的改善。

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还有,社会化改革。过去,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但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事业单位、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不能叫市场化。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社会身份怎么尽快破除,实现同等待遇。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都需要优先考虑。

对于央地关系的改革,刘尚希觉得应当考虑新的因素,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事权不断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这种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所以我觉得央地关系的处理,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权和支出责任应该适当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财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地方政府,中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听了李扬院长的演讲,很受启发,我做一个简单的发言,题目是“刺激经济复苏需要改革发力”。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要充分估计明年的经济困难和经济风险。当前经济有不少亮点,但形势难以令人乐观,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将来经济会怎么样,并不能做简单的线性推理,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理性告诉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充满着风险,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

当前有一种看法:低速不要紧,只要质量高。这种看法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显然是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了。高速度不一定有高质量,但若有高质量,一定就有经济增速,而且质量越高,经济增速也会越高,为什么?高质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质量越高,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都会体现出经济上的附加值高。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空的。

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技术研发,还是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教育、医疗等等高质量,最终都会体现在高附加值上。所以说,高质量一定会体现到速度上。而有人的看法是,现在质量越来越高了,速度低一点不要紧,显然是把两者割裂开了,没有把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

我看到一些媒体上有这样一种分析,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速长期上不来,意味着我们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明显,这一点在认识上不应含糊。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

看当前经济形势,从统计指标来看,好于财务指标。财务指标是从利润率来看,比如工业利润率,指标都不理想。从百元资产的营收来看,现在已经不足100块钱,所以投资效率是下降的。从实体指标来看,比信心指数要好,尤其是一些高技术行业,指标都相当不错,比如新能源汽车翻倍增长。但信心指数并没有那么亮眼,信心指数反映的是对未来的看法,说明市场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信心不足。

这涉及到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的“怎么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具有不对称性,所谓不对称性,就是市场信心下降很容易,但市场信心上升难。所以,市场信心是一个复合函数,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所以仅仅从经济因素上考虑提振市场的信心,很显然是不大全面的。所以,对明年的经济困难和经济分析要充分估计。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边际递减。减税降费、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当前消费低迷,预防性的储蓄在上升,在这种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在刺激消费上,政府的手段相对要少得多。

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恐怕要与消费场景关联起来才能找到路子。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若农民到了城市,能扎下根来,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费也会提高,所以,促进人口的流动与消费扩大是直接相关的。

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是不是有利润,所以,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点”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果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心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明显,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像有的市场主体严重亏损,减税降费对它来说无感,有些已经退出市场,更没有作用。所以针对减税降费,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点效应。

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域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需要从一个更大的空间来考虑,从城市化、都市圈、城市群来布局,这很显然是超出了县域和市域的。如果仍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布局,路径越来越偏,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

宏观政策效应的边际递减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径依赖。

第三,除了宏观政策以外,应更多考虑改革。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重振市场信心,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快速发展,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排,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应急性的政策考虑,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这有利于社会预期改善。因为阶段性的政策,大家会想,到期以后怎么办,不利于稳预期。

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中央有文件,但没有真正落地,我觉得需要梳理一下,要真正推进,而不是发个文件就完了。

社会化改革是从社会层面讲的,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个大的突破。过去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这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事业单位、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不能叫市场化,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社会身份怎么尽快破除,实现同等待遇。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还有,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

央地关系的改革,我觉得应当有新的考虑,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事权不断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这种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央地关系的处理,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事权和支出责任应该适当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财力。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的,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从两本预算算账),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地方政府,央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

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