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由民革中央、广东省政协主办，东莞市人民政府、民革广东省委会承办的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在东莞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在发言中表示，过去几年来，中国并不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求变、化危为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增强了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生态联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

卓贤认为，若要进行深度的全球化，则要更主动地走出去，布局海外市场。“虽然我们看到一些产业环节，包括一些企业的部分产能有转移出去，但是转移出去的企业不是一只断线的风筝，它们仍然和国内的产业生态体系有紧密的联系，下一步中国企业应该更主动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

在卓贤看来，全球产业链实际上并非是一条“链”，而用多张“网”叠加而成的产业生态来指代更为恰当，“全球产业链是由贸易网络、资金网络、创新网络、人才网络组成的，不同经济体形成的产业链生态网络可密可疏，国内网络上的节点越多、功能越丰富、规模越大，该经济体产业链的连接力、吸引力、聚合力、扩散力越强，其根植性就越高。”

以下为发言实录：

卓贤：今天这场大会的名称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现在这个环节的主题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背景，即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证据是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减少、老工业区域的衰败，这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重构的一个重要动因。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是真的空心化呢？

我们看几个数字。美国仍是制造业增加值的第二大国，在过去20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是2.1%。我们通常认为日本和德国实体经济很强，但同期德国年均增速1.9%，日本是1.5%，整个美国的制造业规模相当于德国和日本加起来的1.4倍。另外美国的制造业企业还有3.5万亿美元庞大的海外资产，每年创造出的制造业增加值55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增加值的1/4，计入到其GNP。而且美国规模最大的前1200家制造业企业，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生产规模基本上是1:1。我们经常讲美国制造业缺少“车间创新”，其实并非如此，越是排名靠前的制造业跨国企业，国外子公司的发展越快，其国内的生产规模增长也越快。

另外，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具备很强的优势，如果把制造业、信息和科技研发三个产业称为广义的制造业，过去20年美国广义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所有行业对全球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影响力，可以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来看，其他国家每生产100元的制造业产值，美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概要贡献10元。

另外从需求侧来讲，美国人口占全球4.5%，但是居民消费是全球30%，因此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通过需求侧的补贴，也能产生较大的杠杆效应。

所以，全球产业的重构之所以会加快，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对全球的影响力是重要原因。正是美国制造业的领先优势，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齿轮才能够以非经济效率导向转动起来。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这么一个环境，中国的表现怎么样呢？其实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并不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被动接受者，是迎接挑战、化危为机的主动参与者。

我们还是用数据说话。有很多文章都提到，从美国进口的比重来看，中国的份额是下降的。但只从贸易统计的视角分析可能是有所偏颇的。基于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从增加值的角度，2017年美国进口的货物商品当中，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占了15.8%，经过这几年的产业链重构之后，2022年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所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上升到17.4%。所以，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你很难说中美经济的联系相比其他贸易伙伴在弱化，虽然两国直接的贸易联系份额相对下降，但实质上的联系是在加深的。这一现象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和东盟、墨西哥等国经贸往来和生产分工联系在加深。从2017年到2022年，东盟进口的商品当中，中国在其中的增加值比重上升了3.5个百分点，墨西哥则增加了7个百分点。所以这几年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中国实际上是扩大了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产业链连接和分工联系。

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的企业家们是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的，才使得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没有失位，在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保持着相对主动的位势。

主持人（张燕冬）：我想问您这种重构到底对中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卓贤：我觉得产业链重构形成了一种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从市场的主体来讲，企业在这过去几年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不停地想办法，包括出口地的多元化、零部件的国产化、海外布局的加速等。我想强调的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布局。刚才张燕生老师也讲到走出去的问题，实际上从美国、德国、日本来看，一国制造业的发展光靠外贸不够的，外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1.0版本。要提高制造业的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海外布局开展“深度的全球化”。当前，虽然我们看到一些产业环节，包括一些企业的部分产能有转移出去，但是转移出去的企业不是一只断线的风筝，它们仍然可以和国内的产业生态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通过中间品贸易可以继续扩大国内制造业中上游的规模；第二个层次可以通过服务贸易，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出海；第三个层次是专利、品牌、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收益。对于中国的本土跨国公司而言，在国外每生产一块钱的产品，不仅有纳入GDP统计的中间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收益，还有纳入GNP统计的无形资产收益，后者会通过收益汇回国内母公司，支付研发设计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增加企业在国内投资和创新的能力，对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下一步，为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我们的企业应该更主动地通过海外布局实现“深度的全球化”。

主持人（张燕冬）：您刚才讲到不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应对的一种办法？

卓贤：是的。全球产业链，这是一个比喻性质的说法，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条链，我们更愿意用一张网乃至一个产业生态来比喻。全球产业链是由贸易网络、资金网络、创新网络、人才网络组成的，不同经济体形成的产业链生态网络可密可疏，这取决于一个的制造业发展能级和制度完善程度。国内网络上的节点越多、功能越丰富、规模越大，该经济体产业链的连接力、吸引力、聚合力、扩散力越强，其根植性就越高。即使某些产业环节出去了，某些企业出去了，但这种主动布局反而能增强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联系，不仅能将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输出，还能将中国的品牌、专利、营销等无形资产在海外变现，对国内产业链的发展起到了巩固和提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