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课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从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外部成本最小化出发，可以发现一些新的ESG伦理。”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黄丽萍表示。

黄丽萍是在12月20日出席“2023《财经》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时发表上述观点的。“2023《财经》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由《财经》杂志主办，华夏基金战略支持，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提供研究支持，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多重挑战下的全球绿色转型”。

在黄丽萍看来，由于在不同时期人类面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有巨大不同，可持续的内涵也因此有很大差异。站在当前时点，可持续的当代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共同发展。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但共同富裕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依靠一系列的社会调节机制来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是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相同的资源投入要产出更有价值、更经久耐用的产品。高质量的生产不仅可以减少生产环节的碳和污染物排放，还可以在无需限制正常消费的情况下减少消费和废弃的数量，因此可持续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支撑。

三是外部成本最小化的发展。当代社会是一个价值高度关联、负面影响也高度关联的社会。每个生产主体不可能独立地“持续”下去，必须找到对他人对社会损害最小、综合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路径，或者不断向这个目标逼近。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有足够的韧性。

从这三方面内涵出发，黄丽萍表示，除了现行的ESG指标体系，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ESG伦理。随后，黄丽萍分别从气候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司治理三个角度举例。

以气候变化为例，在共同发展原则下对不同主体合理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更具有可行性。对于企业来说，在所在地区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与气候变化责任相矛盾时，相互折让关系也应当有所不同。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产品质量与安全只是一个底线标准，这个底线甚至已经被法律、监管或国家标准所确认，ESG将其纳入只是起到了再次确认的作用。从高质量发展原则出发，适当的销售、合理的定价、完善的售后服务这些问题都有纳入ESG伦理考量的必要。

而在公司治理中，公司利益最大化与外部成本最小化并不完全兼容，很多时候前者以后者为代价，由此带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可以在平衡股东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责任之间找到合理出路，这也是众多ESG伦理目标在企业层面实现自洽的方法。

黄丽萍在发言最后表示，期待基金行业能够立足我国实际，在ESG投资中充分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优化ESG投资实践。

以下为演讲全文：

探索可持续伦理 促进高质量发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感谢《财经》的邀请，我谨代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课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社会愿景，也是一种社会伦理，不仅影响国家政策、法律，也影响每一个企业、公民的具体行为。借此机会，我想就可持续投资伦理这一话题谈几点体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时代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人类面临的发展条件、发展目标有巨大不同，可持续的内涵也因此有很大差异。在工业社会之前，人们对可持续的理解通常出于经验理性，例如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勿涸泽而渔，勿取之无度，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可持续思想。到了工业社会，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几百年来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也带来巨大的发展成本，不仅自然环境快速逼近承载力极限，社会环境也发生颠覆式变化，贫富差距、文化断裂、伦理冲突等一系列挑战前所未有。站在当前时点，可持续的当代内涵至少包括：

一是共同发展。当生存权普遍得到保障，发展权就变得更加重要。经过40多年努力，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每个人具备了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共同富裕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一系列的社会调节机制改善机会、能力和结果的公平性，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是高质量发展。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供给不足不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很难让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反而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走一条不同的路，相同的资源投入要产出更有价值、更经久耐用的产品。高质量的生产不仅可以减少生产环节的碳和污染物排放，还可以在无需限制正常消费的情况下减少消费和废弃的数量，因此可持续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支撑。

三是外部成本最小化的发展。每个人、每个企业都需要从外部汲取资源，向外部输出价值和自身无法消解的负产品，这些负产品可能是或多或少的污染、对消费者有意无意的伤害，等等。当代社会是一个价值高度关联、负面影响也高度关联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每个生产主体不可能独立地“持续”下去，必须找到对他人对社会损害最小、综合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路径，或者不断向这个目标逼近。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有足够的韧性。

可持续发展伦理下ESG体系有不断提升的空间

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能够不断丰富生产、投资的ESG逻辑。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ESG指标体系普遍包含了一些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伦理，例如减碳优先、尊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员工和消费者权益、性别平等、董事会构成多样性等等。从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外部成本最小化出发，可以发现一些新的ESG伦理。

以气候变化为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责任、企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具有优先地位，但并非对所有主体都是最高或唯一责任。在共同发展原则下合理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才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从企业层面看，所处区域碳消解能力、碳汇能力不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企业在所在社区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与气候变化责任相矛盾时，相互折让关系也应当有所不同。对于企业来说，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负责已经达到了企业能力的极限，企业ESG伦理应当尊重这一现实，尊重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前提。

再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产品质量与安全只是一个底线标准，这个底线甚至已经被法律、监管或国家标准所确认，ESG将其纳入只是起到了再次确认的作用。但从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全过程看，适当的销售、合理的定价、完善的售后服务均与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销售中不应当误导客户对身心健康的认知，不应当欺骗消费脆弱人群，不应当夸大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应当滥用市场地位不合理定价收取智商税，还有网络杀熟、促销季提高商品价格后再打折的虚假降价销售行为等。有些产品本身没有包含多少不可替代的人类劳动，但通过夸大、猎奇、过度包装等销售手段获取附加值。从高质量发展原则出发，这些问题都有纳入ESG伦理考量的必要。

在公司治理中，传统公司法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规范公司治理责任，除要求公司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社会责任外，并没有对股东责任和利益相关者责任的权衡作出系统安排。公司一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投资者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并为此而提升估值水平。但公司利益最大化与外部成本最小化并不完全兼容，很多时候前者以后者为代价，由此带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外部成本最小化是完善发展伦理的重要拼图，它的含义是“所有人的发展是每个人发展的前提”，所以每个人的发展都应当对所有人的发展带来最小损害。公司治理可以在平衡股东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责任之间找到合理出路，这也是众多ESG伦理目标在企业层面实现自洽的方法，我们应当推动企业为此而努力。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探索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是我们推动ESG投资、促进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期待基金行业能够立足我国实际，在ESG投资中充分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优化ESG投资实践。

我就讲这么多。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