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中的‘E’是环境角度，‘S’在社会责任角度，‘G’是ESG的底座，是ESG得以实施、实现的保障。”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2023《财经》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这样表示。

对于G（治理）应当如何在ESG中发挥得当的作用，王忠民用四层逻辑和四个步骤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以预算为指引解决碳中和、碳达峰方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大难题；第二部分是如何通过社会治理机制调动所有资源来解决碳中和碳达峰中的难题；第三部分王忠民认为“G”应当关注个体经济角度内构化；第四部分要让新的、有足够经济激励的行为，在正向交易中获得调动资源的能力。

“足够的绿色贡献才是我们能够减排、脱碳的重大制度力量、制度优势，而不是只减不立”，王忠民说。

王忠民表示，可以通过两个市场制度——CCER制度和碳排放交易权配额市场制度来实现目前的预算式减排。“如果可以到CCER市场中去对冲，那么所有人的绿色行为就可以在绿色交易中获得收益。”

“所有排放企业有了第三条成本曲线，所有绿色贡献的企业有第三条收益曲线，收益越大、越多，就会越快抵消碳排放，这样的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市场一旦被激活，产业、公司的市场化行为就会调动所有企业积极性，追求产品迭代、产品绿色发展”，王忠民认为这将催生产业替代逻辑。

以下是王忠民演讲实录节选：

“碳中和”当中“和”这个概念，不仅有绿色低碳的追求，更有方法逻辑在其中。

“和”，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哲学方法论的历史传承，最有影响力的是“和而不同”，是包容性，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还和谐，能够组成有意义的社会选择和目标。

放在绿色低碳当中，我们可以把贡献大小不同的主体加和起来，也可以在绿色贡献和碳排放的正负之间，用正的逐步增加来抵消和对冲负的碳排放影响。还可以推动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体，甚至每一个非企业性社会组织体的所有行为，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走向一个最终的绿色概念的“和”。

ESG中的“E”是环境角度，“S”在社会责任角度，但更多要通过“G”的治理，制度治理，来反映环境的诉求，社会责任的担当。

从这个意义上说， “G”是ESG的底座，是ESG得以实施、实现的保障。过去，“G”注重公司治理，今天在论坛当中我更多强调的是不仅有公司治理，还有公司治理向下延展的每一个家庭、个人、社会行动人的行为治理，以及往上的社会治理。

最近几年我们在ESG中碰到的几大难题之一，就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在煤发电的主体部分做了一次碳达峰、碳中和的预算，执行的是大量拉闸限电。对基于用电和煤电过程中的所有产业链，包括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化之后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强大冲击。

我们对于这种预算方式的减碳提出了很多分析和见解，一共有三条：第一条结论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两个谬误，一个是合成，一个是分解。

在预算过程中，这个年度减排多少，生产多少，一旦分布下去，任务分解落实的时候，真正能够完成和完成之后的核算结果出现相当大的偏差。而分解谬误，合成起来的时候又不是合成起来所需要的结果。看来想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和计算机的智能运算、智能合约的方法都很难达到有效的结果。

在去年的工作经济会和最高层会议中，这两个谬误已经提出来，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逻辑和方法去克服这两个谬误？我们应该先立后破，要有足够的绿色贡献才可以减除高碳产业、产品和产业生产机制。足够的绿色贡献才是我们能够“减排去碳“”的供给侧重大制度力量和制度优势，而不是只减不立。

减少依靠碳的电、建筑、交通，很可能会发生产业中断。结合党中央的号召和要求，怎么能够让“立”和“破”之间能够以最小的吧冲击完成碳中和、碳达峰；立和破之间的转换机制、对冲机制、协调机制如何完善，才成为社会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焦点。

如果要完成碳中和，我们在这个期间要有150万亿元到500万亿元之间的投资资本形成。这个数量不是金融机构能完成的，不是我们发绿债、发绿色股票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就能完成的事情。

何以能够完成？如果以一种社会的治理机制，让每一个人的资产、金融资产可以因为投在这就获得盈利，更可以长期盈利，符合人类价值，也符合你的资产配置逻辑，把人们的不动产，把人们的存量资产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所有资产，不动产，智慧，专利和科研能力都能调动起来的话，甚至可能会调动更多的资源，这也是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有效途径。

第三部分，“G”模选择的第一步，在经济学逻辑当中已经给出来了，也是走向碳中和和解决“先立后破”之间的社会机制。把我们过去绿色低碳的、外部性的，甚至外部到人、地球的东西，从经济角度内构化。

过去人类在开发社会的过程中，土地免费，资源可以大量开采。比如举办世界杯的卡塔尔石油多且便宜。后来人们发现在碳基社会中如果没有油就要去买，那就把它内部化，给它更高的回报，资源就变成了收入。

卡塔尔用这些收入举办了一次世界杯，内部性再变成外部性，经济机制变成市场配置资源的价值，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了一定关系，分解成具体的产品来完成这个转换过程。

今天绿色排放也是外部性的东西，“G”模建设的根本是在市场社会中确立资产负债表、会计核算、可定价的产品。只要是正向的绿色贡献就可以变成收入，只要是碳排放、污染负向行为就变成成本。

你永远不可能预算到分分钟都在变化的个体行为、企业行为，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只有让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来决定你的利益关系，才可以影响你的行为选择，行为适配市场。

因此预算做不到的事情，可以通过两个市场制度做到。一个是CCER（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如果变成我每开一次会，这个会中用电量碳排放的指标，可以到CCER市场中去对冲，那么所有人的绿色行为就可以带来绿色行为中的收益。

如果你是排放，就必须付出成本。如果你要贡献，可以在CCER市场买碳排放的交易权，然后给到另一个碳排放人进行对冲。碳足迹、碳识别出来以后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形成对冲、交易、比价、切换。甚至如果价格足够高，可以让绿色贡献的指数级、爆发式增长，这是目前自愿减排中社会行为的产生逻辑。

今天全球另外一个市场机制是碳排放交易权的配额市场。有了碳排放权的配额市场，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如果你有绿色贡献，你就有新的收益曲线图。谁贡献大，通过技术、市场占有率、新市场应用，特别是通过产业高度替代升级的可能性就大。

原来发电用煤，人类历史发展中改成用油气，现在用太阳能、风能、水能，替代中换来更多的收入并抵消掉高碳产业。产业替代型逻辑是因为市场中排放企业有了第三条成本曲线，而所有发生绿色贡献的，有了第三条收益曲线。

收益越大、越多、越快就会抵消碳排放，市场一旦醒了，产业、公司行为就会调动所有企业，追求产品替代、绿色发展。马斯克在自己股权成长过程中，所做的产品都和绿色替代有关联。无论做新能源汽车，还是做城际之间的交通等。他的个人财富在20年间迅速走向全球首富，他的产品不仅好用，更多是符合人类最新价值，也符合通过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的需求。

因而，“G”模选择不仅是通过市场机制让没有交易的地方产生交易，没有价值的地方产生价值，更要用市场逻辑来解决人类外部性化的产品，并把它内部化。

所以一个是CCER市场，一个是碳排放交易权配额交易权的市场，这两个市场已经发挥机制作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运行一年多，CCER市场在五年前就运行，今天正在等待着它的成长。

第四部分，如果要让这个机制发生碳中和，只有让新的、有足够经济激励的行为，在正向交易中调动外有的资源。比如近些年绿色产业发展迅速，科学技术和产业应用方向加大应用，投资资本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赚钱效应，这才是治理机制带来的社会供给端资源配置的好结果。

从今天大量绿色金融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绿色债券、证券等一切金融工具支持绿色发展方向。如果所有银行都做到低利率的时候，最终还不了，那么今天给他的低利率的绿债是未来我能够获得企业成长之后用来弥补短期给予的一种社会责任支持。

绿色金融的逻辑是持续长期化，把长期的收益放在短期的利润水平，去获得市场，获得有效的成长，而不是为了绿色目标永远低利率，永远把自己摆在商业市场小逻辑中。

把这些逻辑放在今天的市场中，碳中和才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可以让减碳领域付出成本，但不是让你中断生产，中断生产是我们预算模式下的逻辑。

如果不得不依靠这些煤电，一方面有多少风电、光电，就让煤电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成本在碳排放交易权和CCER市场中的价格是连续性曲线。你没有退出，但是加大了成本。你为了减少成本那就自身也要做技术的进步。你为了成本，就需要在社会上有更多的绿色贡献才可以买到。

我们用社会机制才可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和企业行为、社会行为。当中产生的非断裂性，包括资源的非断裂性，供给的非断裂性，和社会结构的非断裂性，要有持续的绿色贡献和成本担当。市场在每一个主体中都是清晰核算的成本预算表、成本收益表。

对于今天的CCER市场和碳排放交易权市场，我提出几点建议：让新的风能、电能、光能、核能企业进来竞争，非碳排放企业就可以对碳排放企业产生替代。我获得市场中的收益，你付出市场中的成本，这就可以让市场在供给端产生竞争。供给端的竞争才是产业进步的关键。目前让新能源电企业进入的数目相对少了，以至于碳排放的煤发电企业太多，就没办法形成合理的价格。

另一点建议，尽量不要给出免费的碳排放交易权。如果免费就说明有的企业在这方面可以不做努力，这样实际是减少了社会对冲收益的价格发现。

如果我们要达到所有资源的唤醒，和投资到绿色产业中，价格在目前的位置至少上涨6-8倍，“G”模和“G”行为才能渗透到每一个主体中并有效发挥作用。

还有维护市场“G”模当中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碳侦探、碳举报。如果市场中突然发现假绿、洗绿行为普遍存在，有人想用漂绿、假绿换得政府支持，那么就用碳举报改变了你的碳收益，举报的公司可以挣钱，市场中逃逸行为和扭曲行为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把外部性转向内部性的市场机制，如果已经有了CCER和碳配额交易市场，有了完善的数据、指数、参数、标准和碳侦查、碳信用的维护机制的社会力量，相信碳中和的目标会按时、按质，高质量的有效完成。

如果这方面的质量、有效性，甚至可以和国外市场价格做匹配，我们就会把全球绿色贡献的企业和产业链吸引到中国来。在市场中兑换到收益的产业，就会挤出中国高碳排放的企业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就可以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当中发挥出“G”模建设当中的比较优势。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走向碳中和的“G”模建设的四层逻辑和四层步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