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会上表示,当前,开放赋能是中国经济的新机遇。中国坚持开放,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从大势看、从全局看,全球化在曲折中依然向前推进,数字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江小涓指出,未来,开放将以水平分工和竞争合作的新形态推进。跨国公司的两面性和平衡点将会永远存在,中国企业要立足产业,促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发展,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共同创新,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以“三个促进”赋能中国经济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发展。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江小涓: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财经》年会。我对2024年增长动能的基本思考是,各行各业都需要通过加力的、泛在的新动能带动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包括:企业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动能、改革与政策带来的外在动能,这些动能都处于常态化的加强之中。此外,开放能够释放出非常态化的动能。因此,2024年我们可以期待一种加力量的、新的动能。当前,开放面临着新的机遇;未来,开放将以新的形态推进。这也是我今天报告的主题——《2024:开放赋能中国经济》。
开放赋能发展的新机遇。第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来看,中央多次提及“扩大高水平开放”,并且强调促进外贸外资量稳质升、建设数字经济平台的重要性。今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6月,李强总理出访德国期间,也提出应该辩证看待依赖问题,不能人为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画等号。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10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11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同美国各界互动交流,汇聚起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共识。以上都是重要的政策信号,支持导向非常明确。
第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行。数字技术为全球化的前进提供了新的动能。疫情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比重持续上升,跨国指数降中回升趋势明显,数字化表现亮眼。左图是GDP、货物及服务进出口的增长,过去十年基本是同步增长的,部分年份的国际贸易增长快于GDP增长。在疫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全球贸易投资是重要的先行力量、带动力量。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在2000年以后,特别2010年之后基本保持稳态,疫情期间有明显下跌,但疫情之后的增长势头比较强势。当前,全球货物服务进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到达了历史高点。因此,虽然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波折,但还须从全局进行把控才有价值。
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分工的标识。跨国指数从2018年开始有所下降,这不完全归因于疫情,因为传统全球分工到达了边界点。疫情期间,跨国指数下滑至低点,疫情后呈现平稳恢复,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不是在回缩。在产业链方面,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分为短链、区域链和本土链,全球分工没有缩回本土的明显趋势。总之,跨国指数表明全球化依然在蓬勃发展。
而在全球化阻滞的环境下,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主要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贡献。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由地理距离带来的阻滞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影响是比较弱的,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甚至发展更快。即使不考虑疫情的影响,数字驱动的服务贸易也已占据服务贸易的五成,常态下数字驱动的服务贸易占比达到了很高比重。从全局视角看,全球化依然在发展,全球分工体系依然在回升和强化,数字技术是相当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外商投资环境方面,外资向外转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除了地缘政治、全球安全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认为不应把所有的外资调整变化都归因为短期因素,要相信产业链的市场规律,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永远是跨国公司的选项。
经过调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外资大规模向外转移的趋势总体减缓。今年3月以来,跨国公司密集返华寻求合作,订单回流成为明显趋势。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竞争力处于中高端水平的经济体,外资流动是全球市场竞争的正常过程。当前,我国不断用负面清单缩小的方式开放中国市场、跨国公司的投资环境全面放开,敢于进来的都是英雄,中国制造业非常有竞争力。
高水平开放的新形态是水平分工和竞争合作。我国总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化开放需要跳出舒适区,与跨国企业相互竞争全球市场规模。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开放,有别于垂直分工体系下互补制造产品的传统合作,而是从根本上变化为同类产品的竞争。跨国公司的两面性将会长期存在,随着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加剧,我们应当以正常的商业心态看待竞争格局。垂直分工是相互合作加持、水平分工是竞争中合作,分工状况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今后,我们要往高科技产业发展,这种产业的特点是多为水平分工。
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意义重大,过去我们缺少选项,只能加入别人的链条,现在大部分产业有选项了,既可以在全球分工中生产产品,也可以自主参与不同的环节。在当今科技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格局下,“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最优选项,这种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送代、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等诸多利益。
自主创新技术分工要统筹稳定、安全和效率。同时,顶尖技术受到一定垄断,技术引进难度也在加大。在“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关,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分工中达到平衡,我们要向安全领域多迈一步。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存在,多利用国外的技术尽快提高产业自主能力,安全性才能加强,要根据产业的实际情况选取平衡点。
在高技术产业中,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是正常的结构,而不是全部要自己做。中国已经是技术出口大国,从全球产业链角度去算出口产品的研发投入含量,我国为28.9%,美国15%左右。我国出口产品多,研发投入2.5%,出口制造业的研发含量高,所以是技术出口的大国。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部进口别人的技术,中国以自己的技术占领海外市场几乎和进口相当。
在软件智能时代,全球合作是根本的、必然的选项,开源开放是全球科技合作推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技术领域的主流大数据软件都是开源的,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也都得益于开源。虽然目前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领先者还是闭源,但后继者很可能还是采用开源模式,最终应该是二者并行前进。随着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新科技的发展,基于算力、算法对数据的海量需求,根本不可能做成一个自我闭环的体系进行全球竞争。
简而言之,我们希望高水平开放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更强的推动力,外部环境仍然在提供多种机遇,要立足产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的新态势,促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发展,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共同创新,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以“三个促进”赋能中国经济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发展。
(本文未经本人审核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