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性服务业将会是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就决定了产业承载的空间结构必须与这样的变化趋势相适应”。12月23日，中电光谷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黄立平在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担任指导单位，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成都市投资促进局承办，《财经》杂志、《财经智库》策划举办的“2023现代都市工业发展大会”上表示。
中电光谷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黄立平
黄立平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都市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业态融合发展问题。黄立平指出，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特征是GDP的历史性变化，就是服务的GDP大于商品的GDP。而商品的GDP中，生产服务的价值和技术服务的价值超过了制造环节本身的价值。这样的变化趋势所带来的新课题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如何融合，如何混合。从管理单一功能的产业承载体，到创新功能混合的产业承载体。
都市工业园不宜将承载大工业或者重大制造业功能作为目标，也不必过度纠结于基于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经验和行业定位，每一个具体的“都市工业园”就应该发展哪一个东西，它不应该发展哪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些认知可能在实践中都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黄立平认为，应该着眼于新模式、新业态，在业态融合方面去下功夫，有一些项目，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的探索。
第二是如何培育创新生态。这是都市工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课题，是为未来培育动能的一个主要抓手。都市工业园应该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空间承载体，多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主要场景，应该具备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众创空间等多样化科技创新生态的培育功能。
第三是空间形态优化问题。过去20年快速城市化所留下的突出文化遗憾，就是“千城一面”。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彰显城市文化个性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指望都市工业园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工业园建设，绝不能继续走标准厂房建设或者称作产业地产的一条老路。
第四是园区数字化问题。园区数字化目前整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帮助园区企业加快数字化建设并与园区数字化发展结合起来，是中电光谷近几年在园区建设上的主要发展目标。他举例指出，武汉的中德国际产业园跟地方政府、西门子形成了一个共建的体系，要用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和一些基本解决方案，把园区作为促进周边制造业数字化升级的主要平台，以园区平台为抓手，在三年的时间内为200多家企业提供了数字化服务。“服务制造业的园区和服务企业的数字化的结合是都市工业园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黄立平强调。
最后是监管方式改进的问题。黄立平表示，虽然现在是鼓励发展都市工业，但监管部门并没有系统的经验，寄希望通过监管解决可能的偏差和失误，往往忽视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一种监管思维往往会拉发展的后腿。如何在微观环节中更好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缩小行政监管环节的任意裁量空间，限定监管的边界，减少摩擦系数——这是都市工业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合格市场主体如何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从而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形成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相向而行，避免逆向作用。
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立平：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2023年成都现代都市工业发展的研讨会；非常高兴看到成都市作为都市工业发展的观察者和跟随者，在努力成为都市工业发展的引领者。通过荣生常委的致辞和经信局赵局长发布的“成都现代都市工业发展行动计划”，我们看到了成都谋求开创新型工业化新模式的雄心壮志。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此听到来自各地不同行业的专家领导，从不同角度探讨都市工业发展的意义和路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我今天的发言从大家感兴趣的“都市工业”和“都市产业”用词的区别讲起。我赞成大会采用都市工业这个概念。因为，强调“工业”就是明确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都市经济发展理念与“新型工业化”国家战略一脉相承。实际上“产业”这个词是滞后于“工业”产生的，适用范围更广，涵盖了一、二、三产，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三类产业逐渐融合创新的集中表达，特别是制造和服务融合的体现。如果要深究，“都市产业”和“都市经济”也可以辨析出不少异同，展开讲要很长时间。我解读都市工业这个题目的时候，希望把话题焦点建立在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如何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产业形态。这样一个立足点可避免概念理解的泛化，甚至误读。
刚才，来自美国纽约的专家详细介绍的纽约的城市更新案例。其实，纽约的都市工业，从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的变化与发展阶段的特色看，用“都市产业”概念更恰当。因为纽约的城市中心几乎已经没有成规模的制造业了。我去考察过几次，以SOHO区为例，过去的纺织品制造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都市艺术时尚社区，主要功能是消费与居住。我相信这不是成都今天要讨论都市工业发展的主要样板。让城市的微观空间增强活力，有多种方法，如果我们泛用产业这个概念，很容易跟打造某一种城市生活形态混为一谈。我们今天的议题应该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产业形态的创新上，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展开就避免了概念的歧义。
今天我们从五个方面来探讨都市工业发展的问题。这五个方面比较适合以制造业为基础，产业升级，呼应新型工业化的国家战略。
第一，业态融合发展问题。
201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20%，到2022年这一比重已经提升到30%。同时产业资本过剩，向劳动力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传导，形成“多重过剩”，要素的优化配置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手段。
从成都看，我理解经信部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以我们所在的天府新区为例，这个区域的建设，更大程度是着眼于城市形态和环境的未来，但是未来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妨碍了现实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有很多高品质的大楼，但会出现一定范围的空置现象，这种抽象甚至虚化的供求关系可能会成为发展过程的尴尬。
倡导发展都市工业，实际上是要解决那些中心城区，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中整理出来的发展空间如何提升可持续发展价值。也就是说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我们看到我国的产业结构，当我们成为工业增加值世界第一之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为主，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比重是70%，现在已经演变为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无论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还是装备工业的产品。我查了一下资料，到去年我们实际上在整个出口结构中已经占比超过80%，比较突出的标志就是我国的高铁、电动车光伏产品都成为世界第一。
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特征是GDP的历史性变化，就是服务的GDP大于商品的GDP。而商品的GDP中，生产服务的价值和技术服务的价值超过了制造环节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性服务业将会是未来更重要的增长点，这就决定了产业组织的空间结构必须与这样的变化趋势相适应。
这样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如何融合，如何混合，从过去大家比较愿意接受，或者更愿意管理单一功能的产业承载体，到如何去规划、如何去创新混合性的产业承载体。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现在新区的制造业发展空间显然比中心城区更有优势，而中心城区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也成为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发展中的难题。都市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如何为中心城区解决产业空心化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实践证明，都市工业园的建设，主要的目标是提供复合性的产业承载功能，盘活空间资源的存量，应该着眼于更新形态、完善功能、增加活力。在城市功能格局的框架基本成型的前提下，都市工业园不宜将承载大工业或者重要的制造业功能作为目标，也不必过度纠结于基于我们现有经验、行业定位，就是说我这个都市工业园就应该发展哪一个东西，它不应该发展哪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认知可能在实践中都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应该是着眼于新模式、新业态，在业态融合方面去下功夫。我们有一些项目，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的探索。
第二，创新生态培育问题。
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来自于科技企业，来自于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创新生态如何培育？这是都市工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课题。
在过剩时代，经济增量和城市活力的主要来源是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科技企业对空间环境的需求显然不同于传统的金融贸易和城市服务业，我们看到一些城市新区，特别是常见的CBD建没了很多形态和品质都很不错的办公楼宇，但是这些楼宇总体上都不是为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聚集所设计建造的。
我们如何在中心城区去弥补这样的一个功能上的缺陷？使我们都市工业的承载体的建设更有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市工业园应该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空间承载体，多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主要场景，应该具备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众创空间等多样化科技创新生态的培育功能。
为这次会议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文献，就调研了从2018年以来科技企业主要的流出地和主要的流入地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发现，北京、西安、武汉、成都位列科技企业流出地的前四，大部分企业都流入到江苏、浙江。苏州几乎没有著名大学，高水平人才几乎靠引进，但苏州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也是科技企业流入比较多的城市。还有南京、深圳、常州、无锡、盐城、南通、徐州等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这些地方在创新生态的培育上，干的比说的多，实实在在的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这是值得包括成都在内具有科技人才和科技企业优势的城市反思的，也值得志于在都市工业园建设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深入思考。我还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些主要的科技企业流入地的城市，它们股权投资上的力度比在产业承载体建设的力度要大，差不多40%的企业是因为有股权投资的及时支持，而流向目的地。
创新生态培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如何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总体方向，通过特定空间和地域的竞争优势，去构建价值链整合的体制机制。我们最近在武汉围绕人工智能生态，从芯片到算力，到算力的应用，正在用这个空间，想构建这么一套服务体系。我们现在都讲人工智能，但是在一个城市的发展，怎么能够有利于更好的集群？在什么样的空间形态上能够实现这种集群，这是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第三，空间形态优化问题。
都市工业园是都市产业升级的主要功能承载地，也是增强城市经济活力的主要引擎。过去20年快速城市化所留下的突出文化遗憾就是“千城一面”。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彰显城市文化个性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指望都市工业园发展的。
无论是新建项目，还是更新改造项目，都应该把优化城市空间形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按照“一园一策”原则打造城市的活力地标。我个人的观点，包括我们现在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有制造功能的园区并不妨碍它对城市活力的贡献。当然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研究什么样的形态跟城市的环境需要，跟社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最佳的关系。
首先我们认为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深远影响，要在产业政策之上，也就是我们在整体规划都市工业园的时候，应该更加关注这个园区对城市文化的贡献，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我们要跳出就经济谈经济，就产业谈产业的狭隘思维框架，始终坚持将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与激发城市活力、增强城市魅力这四个不同的价值维度能够结合起来。
都市工业园建设，绝不能继续走标准厂房建设或者称作产业地产的一条老路。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用产业地产这个概念来描绘这样的一种经济行为，我们也应该说它是产业地产的升级版或者最高标准，因为它要把不同的业态在空间上进行整合，规划、组织难度是比较大的，是一个挑战。
要着力解决建筑规划的整体性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矛盾，努力将专业化的定制服务贯穿到建设的全过程。从我们近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总部功能、研发功能和生产功能融为一体的科技企业的需求是目前产业园区最突出的需求，几乎没有标准化的设计方案和建设方案，都必须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工艺要求甚至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出发，来做有针对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如何把这种方法放到都市工业这个新的发展空间的建设上？我觉得是巨大的机遇。
坚持开放性原则，因为都市工业的承载体跟城市的核心功能紧密相连。要增加城市活力，就要让这样的空间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只有开放的工业空间和开放的城市空间相互融合的时候，它才能够真正成为城市活力之源。
第四，园区数字化问题。
园区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城市数字化的重要基础，因为它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只有跟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更加紧密的数据资源和城市治理资源、居民的消费资源，结合起来的时候，现在城市的数据治理才是比较完整的。
坦率讲，园区数字化目前整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不用说智能化基础设施的部署和应用，基本的数字化应用也是不足的。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工业承载空间的场景资源为产业升级服务，这是一项更具现实意义的任务。帮助园区企业加快数字化建设并与园区数字化发展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在园区建设上的主要发展目标。
跟大家讲一个案例：我们武汉的中德国际产业园，就是把园区的数字化和为入园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形成一个共同目标的尝试。我们跟当地政府和西门子集团形成了一个共建的体系，主要用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和一些基本解决方案，把园区作为促进周边制造业数字化升级的主要平台，以园区平台为抓手，在三年的时间内为200多家企业提供了数字化服务。政府出一些支持政策，园区的平台纳入建设目标，让更多的企业能够更低成本有效解决他们的数字化问题。有些可以从供应链入手，有些可以从上下游入手，但多数专精特新企业有独立性，只能从自己业务出发解决数字化的问题。
我们认为，服务制造业的园区和服务企业的数字化的结合是都市工业园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第五，监管方式改进问题。
都市工业园对地方政府来讲，往往寄予了厚望，同时也非常担心。担心开发主体的责任心，担心管理问题、形态问题、质量问题······因此往往作为监管最严的领域。坦率讲，成都对城市形态、功能，特别是交通设施和景观要求都很高，不愧为最早被称作公园城市的地方。因而对工业集中区的建设方式、企业引入方式，包括建设成效的评价，会有较多担心，考虑“不行”的要比“行”的多。正因为如此，过去几年成都的工业用地供给侧结构改革相对比较滞后。
今年相关的政策刚刚出台。坦率讲，有些放不开。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找到监管上的着力点。从这个角度观察，很容易形成行政干预的惯性，产生过度监管，给经济循环和要素配置造成新的堵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总体上是要鼓励发展，但我们的监管部门并没有系统的经验，寄希望通过监管解决可能的偏差和失误，往往忽视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一种监管思维往往会拉发展的后腿。如何在微观环节中更好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缩小行政监管环节的任意裁量空间，限定监管的边界，减少摩擦系数——这是都市工业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合格市场主体如何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从而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形成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相向而行，避免逆向作用。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参与全球化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有效降低了体制成本，形成了改革的红利，充分释放了生产成本优势，并且形成了显著的人口红利，我觉得这是过去我国四十多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现在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硬道理”，就不能偏离这个主要的思维。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主观担心，就将监管方式建立在无懈可击的监管逻辑之上。这样的思维，出自美好愿望，却往往事与愿违。
目前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重要瓶颈就是生产成本优势的减弱。如果我们现在监管过度，造成体制成本上升，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肯定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对于市场总体上讲是好事，但容易产生一种认知的误区，即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往往认为比企业的经营者更懂市场，热衷于凭主观的臆断干预市场甚至试图主导市场。
其实，无论多么聪慧的政府官员，无论主观愿望有多大作为的政府，都无法预知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微观矛盾和生产组织变化方式。这些都应该是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任务。凡是不具备经验支撑认知的，其实都是市场发展的风险。严格监管的思维逻辑往往成为凭道德价值判断的市场行为，而不是立足于实事求是、尊重市场规律行事，所以我非常赞同成都的都市工业，包括整个制造业的升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执行。如何让执行效率更高，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改善都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环境的关键。
希望通过这次的研讨，使大家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促进政府正确作为方面取得更多的共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