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增发国债、以及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的推动之下，国内财政政策在下半年稳经济宏观政策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使得国内财政预算赤字率增至3.8%，超过2020年的3.7%的高位。同时，这也使得外界对2024年财政预算赤字水平超过3%的隐性红线有了更多的预期，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有了更多的期待。

不过，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指出，2024年财政政策保持支出强度实现起来的难度大。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类似，都是一个收敛式的政策扩张，重点在于“提质增效”的精准发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理解为扩张性财政政策，表现为扩大赤字和减税降费。2024年是中国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第16年。目前来看，国内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追求政策的效率，而不是继续推进规模扩张。经济放缓并非之前粗放式的政策所能够解决的。同时，地方债务的不断积累，使得整体政府杠杆率越来越高，给未来财政扩张带来限制和约束，寻求增强政府投资效率、提升投资收益，可以说越来越成为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这意味着未来积极财政政策同样需要面临有限空间中的“腾挪”。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近期也指出，2024年，甚至包括今后若干年财政的扩张就是像挤牙膏，就是要以“挤牙膏的方式”实施扩张。中国以往曾经开闸放水式的扩张，容易导致大水漫灌，挤牙膏的扩张可以避免这样的效果。

高培勇谈到了财政政策面临的几个方面制约。首先，任何的政策配置都是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财政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非仅仅依赖规模效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二是前车之鉴。高培勇表示，“无论如何做财政政策的配置，都要设法避免落入另一个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是需要考虑到不可承受之重。高培勇指出，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若以十分之一的体量撬动经济恢复，需要至少12.6万亿元的财政扩张。但2023年财政收入为20万亿元，支出为24万亿元。“我们在谋划2024年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有多大的实力和底牌加以支撑。”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高培勇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持续有效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底线就是其他方面的风险，绝不能转化为财政风险，绝不能继续传递到财政风险里面去。”五是解决信心和预期问题。高培勇指出，“我们明白对症下药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不恰当的干预可能带来的无效结果。”

鉴于此，高培勇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也应当围绕着3%而上下波动。高培勇认为，“资本市场业界对宏观政策配置中的财政政策配置是高度期待的，总是有观点认为当下财政扩张力度不足，也存在类似的批评之声。”不过，其强调，绝不能简单搬用以往应对周期性波动的老思路、老套路、老做法，应该在此基础上拿出契合当下经济的实情，资本市场的实情，并且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思路。

高培勇的看法实际上在提醒外界对于宏观政策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着惯性的误区和盲区。在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开始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政策的预期需要有所调整。这不仅包括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也包括财政政策将走向一个有节制和约束的有限扩张。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已从此前的注重赤字率、注重债务扩张的规模效应，转向有限扩张基础上“提质增效”的质量提升。一方面，财政支出保持有限扩张，维持地方正常财政运转，保障经济稳定仍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财政支持经济的模式，也需要改变，以避免“无效扩张”增加债务负担。如高培勇所谈到的，在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的约束下去实施扩张，就只能把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用在刀刃上，务求精准，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近期指出，2024年，甚至包括今后若干年财政的扩张就是像挤牙膏，就是要以“挤牙膏的方式”实施扩张。这意味着在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同样是“精准式”的宽松，重点在于“提质增效”。（来源：安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