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围绕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传统产业焕新，全国各地各级都在积极制定“路线图”，推动中国经济发力向“新”而行、以质图强

今年以来，AI大模型竞争升级，来自不同领域的各大企业开启“百模大战”，各大城市则纷纷出台各类扶持政策，争当“模都”。

其中北京和上海领跑“模都”竞赛。从去年至今，北京接连发布多项有关AI大模型的重磅政策。去年9月，《中关村科学城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发展实施方案》发布，该方案提出要打造2300亿元核心产业规模，集聚100家大模型企业机构、6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新培育5家-10家独角兽企业。

今年4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北京将加强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纳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攻关项目，最高支持1亿元。

上海也紧追不舍。去年7月，《上海市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公布，并发布了“模都”倡议，成立上海人工智能开源生态产业集群，打造AI“模都”。据悉，当前上海正酝酿出台大模型赋能制造业发展相关方案，预计今年下半年发布。

除了大模型，当前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自动驾驶、新型储能、生物医药都成为各地抢抓的重点产业。在这背后，是各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布局，也是当下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自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考察时首提“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全国各地涌动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浙江、江苏、安徽，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成都、重庆，宁夏、西藏、新疆……全国各地各级都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制定“路线图”。一幅围绕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传统产业焕新的新质生产力新图，正在各地徐徐展开。中国经济正发力向“新”而行、以质图强。

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列为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据统计，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收到代表议案298件，其中81件与新质生产力有关。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今年6月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文，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技术的颠覆性突破、产业的升级，以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还有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变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尽管科学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但新质生产力不是技术决定论。新质生产力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因为技术创新都发生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内。“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设计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要不断推进新质生产力，不要阻碍新质生产力。”

中国为何在这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每一次历史发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在这个过程中，新范式将突破原有社会制度体系的阻碍和束缚。从增长动能来看，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过去20年，城镇化加速推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当下，城镇化进程放缓，房地产市场也进入新阶段，传统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从发展阶段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当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涵和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速换挡，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二是模式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三是动能切换，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

与此同时，在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等多位专家看来，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距离高收入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当下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通过“新质生产力”跃迁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刘世锦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从国际上看，很多经济体在与中国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都经历了生产效率不足、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困境，当下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

纵观全球，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以蒸汽机为标志，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从19世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德、英、法、日等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电气化为代表，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开创了“信息时代”。

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看来，前三次工业革命都由西方国家主导，是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中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至1950年不足二十分之一，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向《财经》表示，我们现在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技术，会带来新的生产力释放。“中国经过多年追赶，补上前几次错失的工业革命，在很多领域已经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当下，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涌现，我们正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一定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依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跟发达国家保持在同样发展水平。”林毅夫表示。

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无论从国内发展阶段，还是国际背景看，中国当下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内涵深远。

然而发展和推进这一时代命题绝非易事，曲径通幽、任重道远。践行新质生产力的是一个个微观主体，蓝图如何合力绘就？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堵点难点如何破解？市场与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破题的。

以新质生产力释放发展新动能

位于江苏省江阴市的全球特钢行业首家“灯塔工厂”，被称为世界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工业领域顶级的智能制造能力。这家企业之所以在去年被评为“灯塔工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采用了大模型等大量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当前，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正引领着未来生活新方式。不仅如此，大模型更大的本领还在于赋能工业生产智能化，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不仅是AI大模型持续火热，脑机接口技术作为另一前沿科技领域，也在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让“失语者”发声、让残疾人行走、让神经系统疾病治疗有了新路径……作为塑造未来产业的颠覆性技术，脑机接口是实现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融合的关键，更是“新质生产力”中未来产业的代表。

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业内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载体是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则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因而，在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被首次提出后，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委便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具体政策引导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意见》给出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几大前瞻部署的新赛道（具体行业见表2），其中类脑智能、大模型、核聚变也亟须提前布局。

多位专家认为，作为引领产业升级和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效能更高，具有创新活跃、技术颠覆性强、价值高端、产业关联度高、市场空间潜力大等特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空间。因而，各地热衷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并将此作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例如，为打造高水平脑机接口产业高地，今年4月，北京发布加快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行动“路线图”：到2026年，脑机接口核心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培育多家龙头企业；到2030年，脑机接口技术体系完善自主，培育百家中小企业，形成产业发展集聚区。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军表示，脑机接口可实现多种疾病诊断、干预和治疗，在多个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巨大市场潜力，是未来产业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广东、深圳、上海等地也在抢抓大模型、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科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间产业竞争颇为激烈。

企业是践行新质生产力的主角。位于北京的智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智冉医疗”）专注于通过高通量柔性脑机接口技术赋能神经系统疾病精准诊疗。当前公司正以柔性电极为核心，打造新一代脑机接口平台。据悉，公司聚集了先进材料、微纳制造、手术机器人、脑科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科学家团队。目前，智冉医疗已经完成了植入式高通量超薄柔性脑机接口在灵长类动物上超过一年的成功验证，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指标方面表现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面对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超级风口，资本不愿意错过机遇。成立于2022年的智冉医疗已经完成了三轮（种子轮、天使轮、天使+轮）融资，获得红杉中国、美团、百度、顺为资本等诸多资方的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新质生产力不只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也是关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雪川农业育种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繁育种薯苗。图/企业提供

对于北京、上海、深圳来说，对发展大模型产业、人形机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较大的基础和优势。但全国更多地方则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四川自贡市，是一个典型的老工业城市，盐化工和机械制造是自贡的支柱产业。当前，如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质生产力成为自贡重点探索的课题。自贡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今年6月国内锅炉行业首个蛇形管数制·智联工厂在东方锅炉自贡基地正式建成投用。该工厂实现了全工序数字化和智能化。

东方锅炉工艺研发部部长钟正彬介绍，工厂能实现17个关键工序自动化制造，以及自动排料、高级排程、设备集成控制等数字化生产。该工厂投运后，人均产值提升250%，物料周转率提升300%。

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的“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发展对话”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告诉《财经》，传统产业通过前沿科学技术的改造和升级，可以焕发出新质生产力。基本方法就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重塑，从研发、设计、工业生产、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给传统产业赋能。

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的赋能下，任何传统产业都可以焕发新的活力。火腿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其中金华火腿是浙江省金华市最具特色的地方产业。当前，通过智能化技术改造，金华火腿企业引进先进的全流程封闭式生产工艺，大幅提升了优级品率。此外，金华火腿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金华火腿规上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建立了技术研发机构，研发经费逐年递增。浙江省金华火腿有限公司（下称“金华火腿公司”）就成立了产业研究院和产业园，并与加拿大等国家的科研院所对接，不断提升生产工艺、改良技术，使得火腿的质量不断提高，让更健康、更绿色的火腿走向世界。

金华火腿公司是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金投集团的工作人员叶轶斌向《财经》介绍，金华火腿公司还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更好地完善了仓储系统和内部数字化管控，让火腿的品质、口感更加标准统一。

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指工业、制造业，还包括更为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农业。

走进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雪川农业”）的智能化马铃薯加工车间内，工作人员娴熟地操作着薯片、薯条等马铃薯产品设备，车间已经实现了全生产流程自动化。

17年来，这家位于河北的农业公司一直演绎着关于马铃薯的故事。雪川农业相关负责人范人杰向《财经》介绍，从种子培育、打造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到推广新品种；从打造大型马铃薯存储库群，再到制品加工和出口，雪川农业打造的是马铃薯全产业链精细化运营。

企业每个环节都有科技的赋能。在育种研发环节，公司每年会投入大量的费用进行研发。目前已选育出系列新品种或品系80多个，其中51个提交新品种保护，19个已获授权，32个在DUS测试中。已获国家登记品种10个，申请登记品种22个。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1200万亩。

在物流环节，基于“天网”+“地网”两大物流网络，公司构建的“信息网”，“雪川大数据平台”介入物流的每个环节，实现物流的全面数字化管理。在管理环节，采用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打造未来农场，将地理信息系统、农机系统、灌溉系统、空天地监测系统等整合，形成数字化农场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种子到餐桌的全程保障。

当前，业内将新质生产力定义为“三新”，即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新业态的核心是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像雪川农业一样，很多企业都在“三新”融合上下功夫。

主攻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无论是数字技术、AI大模型赋能千行万业，还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农业呈现的新模式新业态，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多位专家也告诉《财经》，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无论是劳动效率提升、生产方式改进，还是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高水平科技贯穿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环节。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业内专家认为，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基础研发和颠覆性核心技术，是对过往模仿式、渐进式的科技创新的一种超越。“称得上新质生产力的并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进步，也不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

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仍存在很多短板，中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在芯片、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存在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依旧依赖国外。2023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通用处理器CPU、GPU等高端芯片领域，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空白，90%以上的高端芯片都依赖进口。

国内高端医疗设备市场规模已高达上万亿美元，但95%以上的设备依赖进口。

科研人员以及多位专家告诉《财经》，在科技创新短板背后是当前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科技体制、资本、人才、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氛围这些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方面，中国仍有较多短板。

在科技体制方面，王一鸣向《财经》表示，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加速推进，这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

据了解，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在国有事业单位工作，此前认为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的设备、资金、实验室都是国有资产，因而科研成果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当前要进行的改革就是单位和个人共同所有科技成果产权。为什么个人也要有产权？因为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相比于实验设备、资金，科研人员的构思更为关键，也应该分得更多收益。

《财经》记者调查中了解到，当前很多科研机构正在进行制度的探索和改革，最大程度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位于杭州的之江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导举办、浙江大学等院校支撑、企业参与的新型研发机构，是浙江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唐弢是之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他向《财经》介绍，之江实验室专门成立了之江实验室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用于激励科研人员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例如收益的产权一部分归属实验室，另一部分归属科研人员。同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专利技术作价的方式形成技术股股权。

唐弢介绍，当前实验室还有一项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即支持科研人员成立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有创业想法的科研人员可以保留实验室职务，类似于停薪留职。唐弢认为，这种机制对科研人员出去创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是很大的激励。

资本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对科技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之间的关联逐渐加深。所谓耐心资本，是指长期投资资本，泛指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限展望的资金。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提出，“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推动健全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引导投资机构强化逆周期布局，壮大耐心资本。”

当下，新质生产力要求下的科技创新风险更高、周期更长。大模型、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更加巨大，这就需要更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支持。然而近两年来一级市场持续低迷，投融资活跃度明显下降。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一级市场投资数量从2020年的1.1万起下降到了2023年的7100起，下降幅度为38%；投资金额同期从1.5万亿元下降到不到5000亿元，下降幅度为68%。根据清科创业旗下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4年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计964只基金完成新一轮募集，数量同比下降43.9%。

张静是产业园区运营的负责人，日常与科创企业和投资机构紧密联系。今年上半年，她明显感觉到一级市场机构的投资活动减少了。“机构都不想投项目，这非常麻烦。”

资本寒冬下，科创企业感到阵阵寒意。李志涛是某城市政府驻深圳的负责人，招商引资，对接科创企业是他的重点工作之一。李志涛也观察到，深圳的很多科技型企业现在非常缺钱，很多企业前几年融到了一些股权投资资金，但近两年，一级市场低迷，投资机构出手更加谨慎，企业现在绞尽脑汁也融不到钱。科技型企业科研支出高，之前融的钱已经花完，很多企业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

孙明军是一家大模型企业的负责人，大模型“烧钱”已是行业共识，当前他所在的公司也在到处融钱。孙明军告诉《财经》，耐心资本的缺位对科技创新和科创企业的发展无疑是较大的打击。

资本会带来人才等各个要素的集中，是催化一个产业快速成熟的重要因素。过去互联网时代，一级市场虽产生了一些估值泡沫，但一定的泡沫其实是产业快速发展的必然因素，没有泡沫反而是不利于这个产业发展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别说泡沫了，而是非常低迷、冷淡，这对于科技创新是不利的。”孙明军说。

资本为何不愿意投了？《财经》记者在企业调研中发现，当前一级市场在募投管退几个环节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募资环节难，受整个经济大环境影响，LP（有限合伙人）没有钱拿出来。第二是投资环节难，募不到钱就没有资金投出去。同时，在资金少且预期不稳又迷茫的情况下，投资机构投项目更加谨慎。第三是退出环节更难，由于二级市场IPO（首次公开募股）政策收紧，IPO速度放缓，导致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退出受到明显的影响，在悲观预期影响下，很多投资机构处于观望状态。

数据显示，近两年二级市场IPO的数量明显减少。Wind（万得）数据显示，2023年A股上市公司313家，通过IPO合计募资3565.39亿元，而2022年A股IPO企业为428家，全年募集资金总额5868.86亿元，2023年IPO企业数量和募资金额分别同比下降26%、39%。

根据IT桔子数据，2024年1月-2月，国内A股市场新增IPO数为20家，与2023年相比，同比减少31%；港股新增IPO数为5家，与2023年的17家相比，同比减少70%；总体降幅约40%。

李志涛表示，在这种情形下，投资机构越来越谨慎，投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甚至让企业签对赌协议。“现在一级市场很多市场化基金陷入躺平状态，有钱也不投项目了。深圳这边好多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天天在打掼蛋了。”

一级市场的低迷还体现在美元基金的减少。近两年，美元基金大幅撤退。业内分析，受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海外高利率、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23年美元投资者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数量达近四年来最低水平。去年9月，PitchBook发布了一份名为“审视美国在华投资”的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7月12日，美国投资者参与的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数量达153笔，对华投资总额为32亿美元。无论是投资数量还是投资金额，均是过去九年内（报告期）最低点。而最高峰时刻是2018年，总额高达创纪录的485亿美元。

除了资本，人才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在业内专家看来，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是颠覆性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创新，这也就需要世界顶尖的科技人才。当前，高端技术型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大阻碍。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大模型技术竞争十分激烈。MiniMax是2021年12月成立的大模型初创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家拥有文本、语音、视觉多模态通用大模型引擎能力，并实现产品落地的创业公司。当前，公司被业内认为是国产大模型的第一梯队。该公司创始人闫俊杰直言，当前世界大模型领域贡献前20，甚至前50的人才，没有一个人在中国公司工作。

大模型企业的孙明军也观察到，当前大模型最顶尖的人才很少是在中国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大模型人才，这些人才中有很多华人。“在过往互联科技发展中，很多华人选择归国创业。当前大模型是多好的机会，但我观察到归国创业的华人很少。”

在科技创新中，还有一大桎梏——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怎样关键性的技术和颠覆性的技术，只有进入生产，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才能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在专家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的“关键一跃”。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为其中的20%。

在新质生产力时代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成为紧迫的时代命题。

探针资本（“武汉探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与生命科技产业、打造一站式生命科学创新产业服务平台的企业。企业为科创公司提供融资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也对科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探针资本合伙人黄广杰告诉《财经》，一项技术从产品到市场化，其实是一个漫长而荆棘密布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说科技创新是“从0到1”，科技成果转化是“从1到10”，那这个“1”更像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当前整个创新体系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环节的人才供给、专业服务、风险投资等系列支撑仍不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工程院院长朱希铎也向《财经》表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相对应的激励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都不完善，需要系列的制度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

促进科技创新涉及科技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重要改革。多位专家表示，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则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做支撑。

王一鸣告诉《财经》，构建相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将传统的体制机制转换成适应新的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系列体制机制完善工作。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在王一鸣看来，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领域重点需要改革的领域。

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中心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布局全国30家交易中心”的战略，并以“汇集1万家大数据交易会员、每年数据清洗交易量1万PB、大数据交易年总额3万亿元、围绕交易所平台的创业公司超过1万家”作为中长期目标。然而数据显示，2023年交易所的年交易额不到30亿元，与曾经定下的目标相差了1000多倍。

王一鸣告诉《财经》，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配置的体制机制还未有效建立起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产权界定不清晰，数据就很难进行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

当前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和核心领域，而数据则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基础，数据要素已经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如今，大模型等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进行训练，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善就会阻碍其发展。

5月24日，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在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据资源与数字安全分论坛上透露，将出台数据产权制度，制定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交易政策文件，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安全治理机制等。“这些制度的出台将搭建起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框架，奠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四梁八柱。”

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是全要素的创新型配置。除了数据，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所对应的金融体制改革、人才制度改革以及科技体制改革同样紧迫。

在人才制度改革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是要靠人才，尤其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但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人力资本支撑不足，尤其是实现科技创新颠覆性突破的领军型人才还高度缺乏。业内认为，加快人才制度改革，要持续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培育机制和激励机制。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储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和急需人才。同时，发挥高校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与专业调整联动机制。

此外，还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吸引世界顶尖人才。如此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博弈中赢得制高点。

图片2024年4月28日，在一重龙申（齐齐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厂区进行风电叶片生产作业。图/新华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王一鸣表示，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都是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主导，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发达。银行追求资金的安全性、稳定性、低风险以及短期的资金回报，而新质生产力下的科技创新是高风险长周期的。

银行体系往往追求大项目、大企业，因为成本低、风险也低，而科创体系不需要大钱，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小钱。银行体系贷款需要抵押物，但科创企业轻资产没有抵押物。所以，当前的金融体制与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金融体制是不匹配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王一鸣建议，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同时，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促进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释放。

有一些市场人士误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自立自强，于是“闭门造车”，忽视国际交流合作。诸多专家都表示，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绝不意味着新的“闭关自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郭强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必须在全世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平台必须在全世界。要坚定不移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用胸怀天下战胜“小院高墙”。

关起门来搞科技，“闭门造车”只会导致故步自封、止步不前。作为之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唐弢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唐弢表示，科学研究只有走出去，与更多新思想交流、碰撞，才能不断产生新灵感、了解到最前沿的技术，助推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当前之江实验室正在大力推动国际合作项目，唐弢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但唐弢也观察到，当前国内与国际的科技合作项目依旧较少，需要加强。

“防止一哄而上、一刀切、一个模式”

过去几年，各地政府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未来产业，城市间招商引资竞争激烈。但也出现了一哄而上、盲目布局、同质化竞争、资源浪费的局面。有些地方本就比较落后，自身财力有限，却也不计成本地硬着头皮布局根本不具备发展条件的产业，结果就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也造成了政府资金的损失，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当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重大命题。在新一轮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政府该警惕怎样的误区？

王一鸣表示，虽然各界都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但目前来看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哄而上的迹象。部分地区出现了扎堆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热门”产业的现象。

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特聘专家施蔷生在区域调研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施蔷生向《财经》表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警惕盲目跟风追热门、一哄而上。中国各个地方的条件禀赋、经济基础等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不同城市要深入研究和评估，结合地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城施策。

新质生产力也不是各地搞同一种模式。郑永年表示，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刀切，因为产业分布的不同，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和内地具有不同的涵义。

施蔷生也认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是以布局了多少高科技产业为标准，也不是全域齐铺开。各个地区要创新发展不同的模式和业态，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打法，这才是确保新质生产力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要大家都要去投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这可能是对新质生产力的误解。

记者了解到，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江苏常州被称为“新能源之都”，常州以全省4％的面积，贡献了8％的经济总量。当前，常州已在着手布局下一步棋：前瞻谋划合成生物、氢能储能、化合物半导体等未来产业。之所以发展合成生物产业，并不是为了追热点，而是常州结合自身基础条件和优势做出的布局。

此前，常州对该产业和当地企业进行了深度调研。常州市生物领域的主要企业有72家，汇集了创健医疗、药物研究所、常茂生物、康润生物、三高生物等一批重点企业。常州判断，众多生物企业的汇聚，是未来常州做大合成生物的优势。

为了发展好合成生物产业，打造合成生物产业的创新高地，常州成立了合成生物专班，整合了本市原有的医药、医美、大健康及新材料产业发展的资源，提出了共建未来合成生物新赛道的理念。

常州科技局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还积极推动长三角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园、金坛合成生物产业园、西太湖合成生物创新产业园等三个产业园的布局。同时搭建了南师大常州合成生物学产业研究院、华大工程生物学长荡湖研究所等六家创新平台。

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一定要以新兴产业、工业制造业为主，创新新业态、发展新模式也十分重要。例如，近年来，贵州结合自身实际，挖掘新价值、发展新业态、构建新模式，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很多县级城市，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结合当地特色创新发展新模式也是践行新质生产力的理想之路。

眼下，在贵州省榕江县，“村超”（村超是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简称）激战正酣，吸引了大批球迷和游客。借助“村超”的品牌影响力，榕江县加强与周边村寨、景区的联动，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去年，榕江县接待游客765.8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3.9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2%和73.94%。

李光明是某县级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负责当地招商引资工作。李光明表示，县级体量的城市在发展核心科技产业方面优势较少，更应该对自身产业发展有较清晰的认识和定位。

“一个县级市不可能什么产业都占了，只能重点发展几个产业。将这几个产业扎扎实实做好，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同时带来实实在在的产值和税收，才是对地方经济最大的帮助。”李光明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府角色

在过往的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无疑是主导力量之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担当怎样的角色？

在王一鸣看来，过去产业政策之所以容易出现“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的情况，与政府过多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有关。行政化手段引导产业布局容易带来的问题就是重复建设、同质化发展。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何把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

李志涛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企业等一个个市场主体才是主角，政府要做好的是引导、规划、服务工作，做好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服务，为这些市场主体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他的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政府不宜干预过多。”

当前，多地也意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今年5月，四川省就提出，四川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增强市场配置力、法治保障力、政府服务力。

在把握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及营商环境方面，长三角等东部地区一直排在全国前列。例如浙江省一直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前列，推出系列具有浙江特色的改革创新举措。2014年，浙江率先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简政放权改革。浙江政务服务网也是全国首个省、市、县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2016年底，“最多跑一次”在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2023年以来，浙江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持续推动营商环境走在全国前列，连续四年被全国工商联评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表示，浙江所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会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是因为浙江建设和维护好的营商环境，并不是一味地给予各类经济主体以政策优惠，最要紧的是政府不能任性，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切实解决企业家长期关切和整体诉求的实际问题。“政府有为，不是要时刻站到经济活动的前台，当主角，唱大戏。”

《财经》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很多企业感到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有明显差异，企业更愿意到南方城市和东部城市落地。

王一鸣也认为，政府培育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比直接配置资源更为重要。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

除了把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力还对政府的分配效率、专业性以及服务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一旦政府认定要发展哪些领域或者认定哪些是新质生产力产业，就会有大量资源向这个领域流动。

探针资本也为政府提供招商引资和产业咨询服务。黄广杰表示，在践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期待政府的分配效率越来越高。分配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精准布局和优化，将资源聚焦在发展合适的产业上，而不是撒胡椒面地去分配政府资源；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基于产业潜力公平地分配资源，而不是唯关系论。

在分配效率提高背后，其实是对政府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政府越专业，越能精准判断适合发展的产业。当前各地招商引资竞争激烈，政府想方设法招引企业。黄广杰观察到，现在的趋势是，很多企业最重视的不是当地的优惠政策，反而更重视当地政府的专业性。“我听到很多创始人开心地跟我们讲，某个地方政府的领导非常专业，对某个产业发展的逻辑有深入理解，很理解企业的核心技术，也很懂企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规划。”可见，政府专业性的提高对当地营商环境的打造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黄广杰在与各地政府的接触中也感觉到，虽然当前部分地区还存在同质化布局产业的情况，但东部等地的地方政府专业能力明显在增强，对产业的理解深度明显加深。“很多地方政府对当地的产业规划已经十分明确和细分，会明确指出某个行业的卡脖子技术是什么，清楚地指导要发展哪个产业中的哪个细分领域。”此外，黄广杰还感受到，当前部分地方政府的服务越来越深了。比如深圳市政府会开创新企业的白名单，带着企业去做市场准入。

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是金华市政府直属一类国有企业，是一家以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资产管理和综合金融服务为主要经营手段的现代类金融公司，截至目前，集团已组建百亿元规模产业母基金，管理母基金2只，累计组建各类母子基金32只，总规模371亿元。叶轶斌表示，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出去看项目、了解市场情况、进行专业研判，针对不同的产业公司成立对应小组，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学习。

在诸多专家看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贾康表示，与过去所说的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表述上的承前启后，更聚焦到质变、质量的概念上。要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其中，制度创新一定是龙头，实质性地推进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

贾康表示，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改革综合疲劳论”，认为改革不起作用，其实是指形式主义的“假改革”和表面文章，文件特别多，讲了很多改革，大家眼花心乱，却无从下手。改革是新质生产力纲举目张的纲，必须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中央已经明确，即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向“新”而行，以“质”致远，只有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蓄势储能”，才能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迈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途。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生产力跃迁，新范式与新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框架重新耦合，不是一朝一夕，仍待久久为功。

（应受访者请求，文中张静、李志涛、孙明军、李光明为化名。记者邹碧颖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