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研究员 吴俊宇 编辑｜谢丽容 2024年08月20日 18:37 本文5504字，约8分钟
《决定》将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把科研投入花到刀刃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到，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节中，《决定》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决定》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有三条和科研投入密切相关。
《决定》指出，要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决定》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决定》还指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
过去几年，中国的科研投入规模、强度在快速提升。国家统计局每年会公布上一年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下称《公报》），目前已更新至2022年。《公报》显示，2018年-2022年中国科研投入高速增长。2022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下称R&D）经费突破3万亿元，五年平均增速为11.8%。中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91%持续提高到2022年的2.54%。
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分析，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在全球排名第12位，超过法国（2.35%）、荷兰（2.32%）等国家，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2.6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科技创新表现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1位，自2013年起已提升了24个位次。
多位来自企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认为，《决定》将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把科研投入花到刀刃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特点是，应用落地强，基础研究仍有待增强。中国擅长提升效率、控制成本，把已有技术快速规模落地。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基础研究涉及基础理论突破、基础技术发明，特点是难度大、风险高、周期长。基础研究要解决从0到1的问题，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从1到10或从10到100的创新。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基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举例分析，人工智能相关应用，如大模型和自动驾驶，基于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基础研究；云计算和云服务，则依赖分布式计算、网络存储和虚拟化技术等基础研究。
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公报》数据显示，中国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中的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的占比已从2018年的5.5%提升至2022年的6.57%。2022年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科技创新版图分析及启示》显示，发达经济体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重平均超过15%，中国与之有差距。
在这个大背景下，《决定》提出要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过去，基础研究通常被视为是高校、科研机构的任务，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为是企业的任务。市场正在逐渐变化。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联系愈发紧密。
尤其是人工智能等领域，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既有研究能力又有创新场景，能迅速融合理论和应用，进而争得市场先机。2017年谷歌研究团队首次通过论文提出Transformer（直译为“变换器”）架构。该理论突破直接引发了2022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模型技术变革。
中国科技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023年在一场公开活动中直言，华为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每年大约有30亿-50亿美元专用于此。“华为和高校院所共同研究看似无用的科学。当今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接近，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华为等着高校院所把理论完全研究明白再去进行技术开发，就失去先发优势、没有竞争力了。”
中国信息化百会人执委安筱鹏对《财经》表示，一种传统观念是，基础研究只依赖高等院校大学、科研机构，应用研究只依赖企业。这种静态分割的做法，不利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实际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者是紧密结合、螺旋上升的关系。
企业在基础研究中正在扮演更重要角色。安筱鹏介绍，当前产业界已经成为AI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斯坦福大学《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学术界AI研究成果已落后产业界。2003年-2013年美国学术界、产业界分别产生了77个、17个知名的机器学习模型。但2014年-2022年美国学术界、产业界分别产生了142个、281个知名的机器学习模型。
安筱鹏解释，学术界AI理论创新落后产业界的原因是，单一智算集群规模小、算力高度碎片化、算力供给缺乏灵活性和可扩展性，难以满足大模型对大算力的需求。大模型时代，AI研究范式由“小算力+小数据+强算法”加速转向“大算力+大数据+强算法”。他认为，科技领军企业成立实验室或新型研发机构，会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模式。这种模式下，既能承担基础研究任务，又靠近产业需求，容易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李三希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为企业基础研究提供税收减免和研发补贴等激励，降低企业基础研究的成本和风险；其二，推动构建包括平台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在内的基础研究共同体；其三，利用平台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投资于基础研究。
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
市场决定了科技创新效率。《决定》提出，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决定》还提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一种观点是，《决定》强调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它们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李三希解释，《决定》可能会带来几个直接影响：其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大幅提升，未来一些领军科技企业将主导或者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其二，企业将促进高校等科研单位的成果转换，向高校反馈市场和行业需求，帮助高校优化科研方向，释放现有研究成果的潜在价值。
企业一直是中国科研投入的主力军之一。《公报》显示，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企业占比长期在75%以上，政府属研究机构占比长期在12%左右，高等学校占比长期为8%左右。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必须高强度研发以确保自身竞争力。欧盟每年会公布《产业研发支出记分牌》，对全球研发投入规模前50的企业进行排名。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长期位居全球前50强。2023年《产业研发支出记分牌》显示，华为全球排名第5，腾讯全球排名19，阿里全球排名22。
《财经》统计发现，华为、阿里、腾讯、百度近五年累积研发支出分别是7425亿元、2648亿元、2467亿元、1103亿元，五年平均研发支出率分别是19.9%、6.9%、9.5%、18.5%。近十年，中国在通信、芯片、操作系统、云计算、人工智能、基础软件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突破，这与科技领军企业的投入密不可分。
通信设备领域，国际市场调研机构Omdia数据显示2023年华为全球市场份额31.3%，位居全球第一。云计算领域，国际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数据显示2023年阿里云全球市场份额9.1%，位居全球第三、亚太第一。人工智能、基础软件领域，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等一批中国企业均有可与国际科技企业相抗衡的产品解决方案。芯片领域，华为的昇腾AI芯片正逐渐打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李三希分析，企业能够成为科研投入主力军并持续带来市场突破，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一，企业能及时捕捉市场最新动向，研发方向紧密围绕市场实际需求，能够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其二，企业以盈利为导向，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这带来了更高的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速度。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3年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金额为829.6万元/件，较2022年的799.2万元/件增长3.8%，自2021年以来连续两年提高。
目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科技国际竞争已不仅是商业竞争，而是受到国际政治博弈的影响。近几年，中国的通信、芯片、云计算、人工智能、基础软件等产业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际制裁。中国的头部科技企业受到影响，或是无法采购先进芯片等零部件，或是在国际市场受到准入限制。
科技领军企业的竞争力，会直接影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曾有政策研究部门人士、企业战略规划人士对《财经》表示，芯片、云计算、人工智能、基础软件的产业规律是，要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加快迭代，形成能用到好用的循环。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也可以开放市场准入、加大采购力度，帮助领军科技企业做大做强。
安筱鹏解释，中国需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的产业生态。其核心是，培育激励创新的土壤，形成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的森林。安筱鹏建议，可以在制定财政、税收等激励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公平市场竞争，把更多市场资源开放给科技创新型企业，进而培育出一批领军科技企业。
激励科研人员技术创新
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关键领域承担着国家级科研创新任务。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领域，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一批央国企业正把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并建立了相应的科研投入的机制。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提到，中信锚定打造科技型卓越企业集团目标，发挥多元应用场景优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持续完善创新体系，推进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建成了137个创新平台。二是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竞争前沿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在关键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2023年科技投入强度超3%。三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铝车轮、特钢领域打造了两家代表全球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灯塔工厂”。
如何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积极性？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在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这在《决定》中已被重点提出。
《决定》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
《决定》提出，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
曾有多位央国企技术人士对《财经》表示，合理的激励机制对科研创新很重要。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激励机制比较灵活，更偏向效率。但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薪酬激励机制更注重公平，存在薪酬“天花板”。一个预期是，《决定》将促使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逐渐建立起更灵活的分配机制。
一位政策研究部门人士曾对《财经》表示，清华大学在这轮人工智能浪潮中的进展，与科学家拥有较大探索空间密不可分。中国大模型独角兽公司智谱AI，就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技术成果转化而来。其创始团队成员来自清华大学。2019年智谱AI成立时，Pre-A轮投资者就包括清华控股等。
李三希介绍，近两年来部分高校正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尝试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如，以中科大为代表的部分“双一流”高校在尝试建立“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对所有权进行赋权后，高校所有权部分在约定收益的基础上转让给发明人。高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科技成果未来收益，实现了成果转化从“分粮”到“分田”的重大突破。这能够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