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立晟 李枭剑 冯熙树　编辑 | 张威 袁满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中长期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涉及十四个重点改革领域，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经济领域改革是本次全会的“重头戏”之一，会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多个领域入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动能和机遇。

从潜在产出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虽然潜在产出水平无法直接观测，但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进行间接测算。普遍来看，学界对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估计值在5%-6%之间，如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21年的论文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潜在产出增速在5%-5.7%。

近两年来国内经济面临一定的增速放缓压力，实际经济增速持续运行在潜在水平之下。2023年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5.2%，虽好于市场预期，但相比于5%-6%的潜在增速区间，仍处于偏低位置。考虑到2022年的低基数，2023年中国经济的修复斜率其实并不高。从季度数据来看，2023年初至2024年中这六个季度中，有三个季度实际GDP的季调环比折年率明显低于5%，其中2024年二季度中国实际GDP季调环比折年率仅为2.8%，同比增速也降至4.7%。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经济持续运行在潜在增速之下，也即存在负向的产出缺口。此外，2023年二季度至今中国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五个季度为负，物价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亦指向这一点。

当前国内经济出现增速放缓压力，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结构性、体制性因素是本轮经济增速下行的主因。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人均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本边际报酬开始出现递减，叠加人口红利的消退、城镇化进程的放缓以及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等一系列因素，中国经济难以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速。另一方面，周期性因素对于经济的扰动也不可忽视，如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压力，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疤痕效应”等。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中长期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农村进入城市，资本积累长期保持较高速度，加之制度性改革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创造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奇迹：从1978年至2022年这4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1%，为全球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当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分三大板块提出了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多个层面，有望破解中国经济中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提升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

活跃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市，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在国际市场取得较强的竞争力，这一时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凸显。不过2010年之后，中国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趋于消退。在此背景下，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决定》对于劳动力要素领域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促进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并以此缓解当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首先，教育体制改革将提升劳动力的整体水平和素质。教育是提升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主要途径，通过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素质，可以增强国家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决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提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具体来看，《决定》从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等多个方面描绘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蓝图。通过上述教育改革措施，可以令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从而提升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其次，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户籍制度改革将增强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效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截至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而同期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46.7%，便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之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也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灵活配置。《决定》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并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多项安排，为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体系有望加速构建。人口增长放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现象，中国也未能例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中国总人口分别减少85万人、208万人。人力资源不仅是经济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最终消费的需求方，因此人口总量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决定》指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并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生育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税抵扣力度等多项具体措施，能够有效应对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挑战。

资本使用提效

相比于劳动力，资本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有研究表明，1997年至2021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达到58.6%，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资本投入平均每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约5.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资本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保持在6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70%。不过近年来，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内投资增速中枢出现明显下移。2021年-202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4.9%、5.1%、3.0%，均低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阶段，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明显下降，提升现有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决定》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多项举措，将为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

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将提升国内资本要素的利用效率。在总量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样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而市场机制的改善对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通过建立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类资本要素向更高效率和更具创新潜力的领域流动，能够进一步增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为资本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公平、透明的运营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资本投入。

另一方面，金融体制的改革有望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投资的扩张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信贷扩张拉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也带来了居民部门杠杆率偏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促进金融对外开放等措施，对于提升存量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改善中长期潜在增长前景均具有重要意义。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经济增长中难以被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部分，通常表现为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组织管理改善等。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因此，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手段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决定》指出“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把“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具体来看，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部署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在创新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系统性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能够有效提升中国整体的科技实力。《决定》用较大篇幅描述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路径、特点，对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各类科创平台和研发机构进行了统筹布局，并就风险监测和对外交流两大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提纲挈领地抓住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堵点，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清晰明确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二是加强基础领域研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不仅代表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决定》从强化布局、提高投入比重、完善投入机制、鼓励各类主体参与等多个方面入手，指出了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对提升中国基础研究能力和成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和主体地位。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领头羊”，且相比于科研院所等机构，企业在创新成果的应用落地方面更具优势，因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决定》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并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特别是针对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更大、范围更广，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对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参与意愿。

四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一方面，《决定》指出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从国家层面给出了具体的改革方向和支持措施；另一方面，“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等表述也意味着，对于科技创新的微观激励机制也将迎来新一轮调整优化。

稳增长政策需加码

中长期来看，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缓解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提振增长前景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全会亦指出“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短期内以提振总需求为目标的宽松政策同样有必要加码，对冲经济的周期性下行压力，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创造空间。

财政政策方面，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部署。2024年以来财政政策发力相对缓和，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0%，增速明显低于同期名义GDP增速，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进度也不及预期，叠加极端天气对施工带来的扰动，年初以来财政在稳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7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后续，下半年存量财政政策的落地将对基本面形成支撑。此外，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指出要“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意味着消费和设备投资领域也将成为财政发力的重要抓手。

货币政策方面，上半年以来央行先后设立了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和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并于1月、7月分别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这一系列的宽松政策带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继续下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63%，较上年同期低0.32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更是降至3.45%的历史低位。不过考虑到当前中国物价水平存在下行压力、社会预期相对偏弱，后续降准、降息及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仍有加码的必要性。

（作者肖立晟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研究室主任、九方智投首席经济学家，李枭剑为九方金融研究所宏观研究员，冯熙树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