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实质上是金融创新与人类行为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当人们忽视人与技术的结合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时,就很有可能会再次经历这些危机。
想要摆脱默克尔的影响、树立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为出任德国总理做好准备,克兰普-卡伦鲍尔需要更加明确她的主张,在体现政策延续性的同时回应党内的不同诉求
如果欧元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角色,欧元区得到的主要好处是金融自治。如果欧元得到更广泛使用,由于美元的广泛使用所授予美国的域外规则决定权将会减少,欧盟和美国的利益分歧将更加明显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对外贸易与支付法案》的修正案,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建设领域与核心技术领域,将非欧盟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审查红线,下调至股比10%
这种“有管理的竞争”的结果通常是以牺牲无特权者利益为代价的。旧的竞争规则显然已被打破,但我们还找不到明确的办法来改变这些规则,以及谁可以公平地执行之
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阶段应包括:更大规模减税、更大力度开放(包括对内、对外开放),以及更高水平的城市化
数字金融监管应当着重于检验产业增长的根源,确保产业增长来自于技术与创新,而非监管套利或隐性风险
欧洲选举的经验表明,调查新闻报道和事先警告公众,有助于让选民抵制假消息。但与假新闻之间的斗争,可能将一直是炮制者和他们所利用的平台公司之间的猫鼠游戏。
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安全产品的强烈需求,将会在很长时间内抑制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
正如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体制的配合、需要开放的推进一样,实现创新驱动,发挥好目前的人才红利优势,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配套。
除了推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外,中国的城镇化还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制度、行政区划制度等有关改革,持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深度调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已走过40年,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这经济新旧动能能否顺利转换,决定了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的经济走势
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关键是加快改革开放,在产权保护、要素市场改革、国资充实社保、国企改革、竞争中性、减税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在内外部压力相互叠加的背景下,2019年很可能是中国政府主动加快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
短短几年内,众多假“共享经济”之名的创业项目从集体狂欢到偃旗息鼓,消耗了难以计量的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却让全社会为这场任性的创新实验买单
在国内汽车消费作别高速增长,用户需求从私有转向共享的当下,布局出行已经是车企转型的大势所趋,但它们能走多远仍未可知
教育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灌溉,资本追求的是快速爆发。两相矛盾之下,在线教育行业的成长畸形似乎不可避免。
2018年油价上演过山车是市场的理性回归,2019年至2020年,国际油价将由美国页岩油产量和特朗普政纲左右,维持在60美元/桶左右。
从公开的各类就业数据来看,受到公众瞩目的大公司裁员可能是局部现象,国内的就业形势总体上平稳
解决城市治理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上,不能只停留在大兴土木的传统套路上,要用智慧的方式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城市管理者要有更开放性的思维,增加对共享经济这一新事物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