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文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经济结构，改变这种结构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大的变动趋势已经呈现；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这一调整已不能主要归因于外需变化，而更多地要由随着汇率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来解释。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呈现新变化
与经济结构的上述调整相对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减缓，事实上，2012年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左右已经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
由此，一个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开始浮出水面：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这样一种新结构与增长速度放缓是适应或自洽的。
近年来东部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起步，当进入经济阶段转换期后，这些地区增长速度合乎逻辑地率先回落。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过程加快，部分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改善。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在较低增速区间趋稳，意义不应低估。东部沿海地区稳住了，中国经济大局基本稳住了。东部沿海地区增长走稳，或许预示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也将逐步走稳。
同时，在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就业总量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引起更多关注。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总体的就业压力仍有可能变得突出。
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以往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或低于10％时，企业亏损情况会比较严重，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以上。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维持在0.8％左右。与此同时,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包括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有色等在内的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在内传统优势产业销售利润基本稳定；而包括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在内的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伴随着结构调整和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正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GDP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相适应的运营机制。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重要变化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2013年中曾一度出现增长下滑压力加大的局面，宏观决策者并未简单推出货币财政刺激措施，而是采取了稳预期、抓改革、促转型的综合对策。从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动管理预期。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预期管理。当宏观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处在上升时期，预期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防止过热，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往往低于实际增长率。而当经济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这时一方面要防止原有的高增长冲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过度悲观预期，使增长速度短期内大幅下滑。预期管理的要点是给出这一时期增长的合理区间，特别是给出增长率的下限，从而引导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去年宏观调控中提出的增长合理区间，是预期管理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获取新的增长动力。与以往高速增长稳定期不同，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快速减退，而新的增长动力短期内接不上来，从而导致经济的大幅下滑或大起大落。日本、韩国在这一时期就曾出现过类似情景。此时极易采取的措施，就是试图以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然而，宏观政策通常在潜在增长率既定条件下对减缓短期波动较为有效，而无助于中长期意义上的增长动力转换。推动这种转换必须依靠“结构性改革”。当然，并不是说宏观政策不再有意义，当增长速度明显偏离潜在增长率时，采取适宜的刺激措施仍是必要的。
“新常态”下实现“六可”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如果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财政收入将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加剧，企业也将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增加就业，反而可能减少工作岗位，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以往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即当经济增长速度高时盈利状况好，速度降低后盈利水平下降。“企业可盈利”，就是要随着增长速度放缓而实现企业盈利模式的转换，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保持稳定盈利。实现这一转换涉及到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关键要素，如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管理方式的创新以至商业模式的改变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产业乃至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模式转换能否成功。
增长放缓的动因与挑战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消费的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说占一个较小的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而在投资总额中，过去五年平均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约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则在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全部投资80％以上的变化。而制造业投资的变化，较大部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产业的带动。所以，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而高投资很大程度上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呈逐步下降态势，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
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增幅有限。
据预测，今后十年铁路营运里程数、公路营运里程数、每百人手机拥有量、每百人电话主线拥有量年均增长率将分别为2.34％、1.45％、1.55％、3.63％。借鉴可比较的国际经验，如果通过改革形成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预计2023年东中西部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分别为17万亿元、11万亿元和10万亿元左右，年均增幅分别为6.25％、8.29％和5.98％。尽管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空间，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了。
房地产投资增速变化则更为明显。以占到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住宅投资为例，据课题组预测，2014年－2023年期间，城镇住宅存量预计净增108亿平方米，住宅套数净增约1亿套。如果再考虑到综合折旧以及城镇扩围所导致的住宅存量增加，今后十年期间总共还需要建设1.25亿套住房。届时城镇居民的住宅条件将明显改善，住宅总量约为3.4亿套，户均接近1.05套，按家庭户口径计算，户均套数则超过1.1套，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住房户均水平。再根据住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我国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推算出未来十年住房需求沿时间轴的分布，年度住房需求的峰值大致在1200万－1300万套之间。相应地，住宅投资也逐步接近历史峰值。2013年，城镇住宅施工面积大致在48亿平方米左右，折合4600万套。根据历年住宅新开工、施工以及竣工面积之间的关系，2014年－2023年期间，新开工住宅套数年均值可能不超过1000万套。按此节奏，预计住房新开工量峰值将在2015年之前到来，而住房施工和竣工的高峰可能稍微靠后。2014年－2023年期间住宅投资总体增速较过去将有明显下降。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由于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而下降，与此同时，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回落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已经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展现出来。由此可以推论，即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增长速度回落的幅度，将直接取决于投资增速的下降幅度和新增长领域的成长速度。从需求角度看，当投资增长放缓后，投资比重将会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如果以为这一变化是消费增长加速所引起的，那将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它是投资增速减缓的副产品。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是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对改变的结果。此外，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当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占到更大份额，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时，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则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
以深化改革促进转入增长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把《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为了顺利推动下一步改革，需要提出和实施正确的改革策略，安排好改革的重点和优先次序。
首先，注重改革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关联性，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同时注重关联配套和协调推进。下一步所要推出的重大改革，往往包含了一系列内部相互关联紧密的举措，必须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关联性改革的协调推进，防止改革措施的分散化、碎片化、随意性和顾此失彼。应将已经提出的大量改革措施归纳为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而在每个领域，重点、关联和优先顺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次，坚持底线思维，把改革进程置于风险总体可控的基础之上。改革总是或多或少会有风险，改革能否成功，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对相关收益和风险的权衡。对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要有足够估计，做好应对预案，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同时要争取尽可能好的改革成果，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可选择性和回旋余地。有一些改革措施本身就是直接防控和化解风险的，从而为其他改革创造条件，这类改革措施应当排在优先位置上。
第三，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把那些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在改革初期尤为重要。通过改革激发增长活力，有利于调节利益关系，增加共识，为后续改革的深化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增长效应也是检验改革措施合理性的基本尺度。如果一项改革措施无法最终显示对增长的积极作用，其合理性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按照这些原则，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比较准、条件大体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标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给出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在试点的基础上比较、选择，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从应对上面提到的增长阶段转换所面临的挑战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试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
当务之急是确立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时间表，推动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从而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按照节能、环保、安全等标准，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重组。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业出局，要由市场作出选择。在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等问题上，要坚持企业自主原则，防止政府搞“拉郎配”；要鼓励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防止地方保护。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为企业退出和重整创造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上，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开辟再就业门路、组织职业培训、为兼并重组提供必要金融支持等。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非贸易部门的低效率，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增加投资，使改革红利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得到体现。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从广东、浙江等地的情况看，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是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
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用地结构，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使用；加快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快流通领域的开放和改革，打破垄断、鼓励创新，把过高的物流成本降下来；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发展，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以落实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焕发活力提供更大空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继续推动“营改增”扩展到铁路运输业等领域。从而有力地支持服务业的持续发展。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尽管服务业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效率提升潜力大、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主要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
必须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关键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特点，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