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文
习近平主席今年7月和去年5月连续访问拉美，与各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与交流，彼此之间的政治、经贸关系迈入了崭新的阶段。中拉双边和多边关系当下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习主席访问期间正式提出中拉双方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拉美在中国全球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中国对拉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外交态势和全球战略从“韬光养晦”徐步走向“有所作为”、 “与时俱进”，乃至走向“更加主动”，其间发生了微妙而积极的变化。
政治层面上，中国和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等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下半年，包括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拉共体（CELAC）将与中国在北京正式召开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这将是中拉关系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习主席去年出访拉美时，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形容当今的中拉关系。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就当下的中拉关系而言，这句话也可这样说，虽是“远亲”，恰似近邻，胜似近邻。
一
从贸易层面来说，中拉贸易总额2001年接近150亿美元，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2013年达到2616亿美元。2010年起，中国成为了巴西、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了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等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还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拉美第三大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
2012年4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中国将从2015年起超越欧盟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拉美第二大出口国。2012年6月，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莫雷诺更是乐观地预计，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将大幅度地由贸易主导转向贸易和投资并重。
从投资的层面看，拉丁美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仅次于亚洲。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中国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9％）。中国对拉美投资进入加速增长期。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的一年，达到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总流量的15.3％；从存量看，达到438.8亿美元，占总存量的13.8％。
今年7月17日，习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深谋远虑地提出了“1+3+6”合作新框架：“1”是“一个目标”——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3”是“三个引擎”——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6”是“六大领域”——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信息合作等六个领域推进中拉双方产业对接。习主席提出，十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他还承诺，中方将中拉基础设施贷款的额度增至200亿美元;为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出资50亿美元;为实施中拉农业合作专项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在此次访问期间，中国承诺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出资200亿美元（其中启动资金100亿美元），在该行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中，出资410亿美元。访问阿根廷期间，中国还答应向阿提供近70亿美元贷款用于该国水电站和铁路项目的建设。访问委内瑞拉期间，答应由中国开发银行提供40亿美元，如果加上2013年底马杜罗总统访华时答应的50亿美元，合计为90亿美元。
总而言之，这些年对拉美国家已支付和未支付的各项融资/贷款总额——例如，委内瑞拉“贷款换石油”项目500亿美元，厄瓜多尔“太平洋炼油业”120亿美元，玻利维亚水电项目13亿美元和墨西哥PEMEX（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项目20亿美元，等等——预计将达到2000亿美元。其气势可与“二战”后美国的欧洲复兴援助（马歇尔）计划和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相比。
另据汇丰银行资料，2005年到2012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中国银行业在拉美已投放850亿美元的贷款，其数额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DB）等传统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同期在拉美地区的贷款总数。据此，恕我预测，十年之内，如果中拉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的贷款达到2500亿美元以上（保守的估算），三者加在一起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这一宏大的数额足令世人震撼。
二
但中国在拉美谱写大蓝图，也意味着中国将由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机遇虽大，风险也大，甚至可以说风险大于机遇。
首先，我们在拉美只是个新“闯入者”。我们缺乏一大批熟悉和精通拉丁美洲业务的专门人才。至今为止，我们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依然很不充分。对拉丁美洲中的许多领域，仍然相当陌生。对现代拉丁美洲的领悟，也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李慎之语）。我们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拉丁美洲，中国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专业人才也能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人也不太了解中国。除了官方外交、政治、经贸方面的交往，拉美地区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究竟如何呢？拉美本土的著名民意机构“拉美晴雨表”（Americas Barometer survey）的调查数据（2009年）发现，中国在拉美的受欢迎程度（58％）低于日本（63％），更低于美国（74％）、西班牙（65％）和欧盟（63％），仅与加拿大并列第五。其中，日本在巴西的受欢迎程度（69％）明显高于中国（53％）。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的长期数据也支持这一发现。2014年春季的调查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在巴西的受欢迎程度（43％）低于日本18个百分点；与之相反，中国在巴西持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比例（41％）高于日本16个百分点。
“美洲晴雨表”等民意测验的问卷数据是拉美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佐征资料之一，其可靠性未必无可非议，但也决非是荒诞无稽的不经之谈。从某个侧面来说，这份“民意测验”确实反映了在相当部分的拉美民众中，对中国的印象与认知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生疏甚至误解。与双方热络的政商关系相比，彼此之间的认知度极大地不相称和不对称。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在拉美还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手。
诚然，我国在硬实力和资金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在软实力方面明显落后他人。经贸往来虽然重要，但彼此之间毕竟在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双方加深对彼此之间的认知。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拉美文明是世界上“八大文明”之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吸纳对象，其本源来自西方；而中国文明则是“西方文明”排斥、对抗的一方。中拉之间在国际行为规范、价值观和政治文化问题上的差异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发展中拉关系，对双方的挑战均甚于彼此的主观愿望或机遇。我们应当下功夫去了解拉美，只有真正了解了它，才能把当下迅猛发展的关系持续稳妥而顺当地保持下去。
第二，拉丁美洲是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地区，历史学家说它古老又年轻、稳定又动荡、丰饶又贫困、独立又依赖。拉美是一个容易误读和误判的地区。发展双边关系一定要对对象国有较深入的研究才能下本，以使这种关系能健康而持续地保持下去。但选择谁的问题，大有讲究。
拉美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经过90年代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发展方向上明显地出现两个不同的趋势。一部分国家，如智利、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政治体制上加快了从威权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向政治民主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良政(good governance)转变，经济上加快了从发展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向较为理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另一部分国家，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众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仍然十分强烈，在治理体系上还存在着软肋。前一部分国家以往几年和近期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的情况，通常比后一部分国家要好。当下，由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国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国家和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以及委内瑞拉扛大旗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三组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据此，我们的投资、贷款、融资和金融合作，重点放在何处，理应有一个经得起检验的选择方案。
三
这里不妨以委内瑞拉为例，来说明对象国选择之重要。以与委内瑞拉的“中委联合融资基金”机制及一系列商业项目合作来说，我国承担风险之大，可能是业外人士难以想象的。
截至2013年底，仅国家开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就给中委合作项目提供了共计350亿美元和7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但自2013年4月马杜罗上台执政以来，委内瑞拉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其政权也受到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从查维斯到马杜罗，委内瑞拉一直高喊“21世纪社会主义”的壮丽口号，但实际推行的却是老一套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但没有致力于改变单一而僵化的石油经济格局，反而以高福利、高补贴、吃大锅饭为手段笼络选民，消耗了大量资源与资金，从而连续十多年严重背离价值规律，造成了通货膨胀、赤字增加、外汇短缺、物资匮乏，资金链断裂，国库储备几乎告罄，同时也让制造业和零售业进一步萎缩，这些使得该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2014年2月，以抗议高犯罪率、物资短缺、贪污腐败为政治诉求，该国爆发了一场以反对派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长达三个多月的游行示威和街头骚乱，持续性街头暴力事件造成了至少42人死亡，800多人受伤，3000多人被拘。这场社会骚动加剧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矛盾，执政党和反对党内部也由此分化出了不同阵营。由于这场游行示威的政治诉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而该国社会层面的不满情绪还在进一步积累和酝酿。
由于委国内形势的动荡，导致了中国在委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声誉上的风险增加。由中委合作基金派生出来的中资企业，如经营非石油贸易的设备出口、工程承包、投资生产等合作领域，尤其是垫资出口、施工及生产投资类项目，目前已暴露出相当多的委方欠账问题；中方企业承建的北部平原铁路等工程项目，由于工程方案更改和欠款，目前也已处于最低程度维持状态。
由于中国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合作项目是政府主导型的，且其数额巨大、项目众多、加之相对封闭运作，缺乏严格的贷后监管和有效约束，因而委反对派在对执政党进行攻击的时候往往也把中国政府捎带了进去。与中委基金贷款项目有关的腐败案例，目前至少公开报道了一例：2013年7月8日，委警方逮捕了五名挪用中委基金的政府公务人员，涉案金额达到了8400万美元。2013年12月29日，一篇题为《中国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提供50亿美元贷款》的报道，引发了委国一些网友的热议，他们质疑中委之间的合同签订和资金使用不透明、委内瑞拉在政治和经济上过于依附中国、中国贷款助长了委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委方过于依赖石油收入和大额贷款，从而削弱了自身创新和发展的能力、巨额债务透支、剥夺了下一代财富，等等。
对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当前唯一的救急措施就是迅速增加石油产出。委内瑞拉当前石油产量约为每天280万桶，如要保持这一水平或增产，就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委方的石油收入在安排了各项民生补贴、公共福利以及偿还外债等方面已花费掉大部分资金，剩余资金不足以进行石油设备维护和各项石油产业外包服务费用的支付，更难以谈得上大规模的石油产业开发投资和生产扩容。一旦石油部门出现问题，委内瑞拉就会发生政治、社会“地震”，从而会产生一系列违约欠款问题。我们在与该国商业合作过程中显然不可能满足其现任政府无条件、无限度的资金索求或项目支持，但一旦委资金链发生严重问题，我们又不能熟视无睹，必然陷于两难境地而难以自拔。有人声言，委内瑞拉是中国对拉美外交中的“支点”国家;有的官员还称中委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可推而广之，云云。这些多是不靠谱的虚妄之言。
当然委发生的情况，别的拉美国家不一定会发生。但在与别的拉美国家打交道时，理应从中吸取与委交往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中拉经贸关系的空前大发展，要多从能否真正实现“双赢”的角度予以通盘考量。我们有超大额的国际储备和国内消费不了的巨量剩余产能，拉美则缺乏中长期资金，急需大规模地扩充基础设施和进口高科技的产品。理论上说，中拉经贸关系越迅猛发展，对双方越有利，但实际上要真正达到“双赢”，并非易事。
但凡进入过拉美的中方企业，就会强烈感受到，拉美并非是快乐的“投资天堂”。中国企业要面临难以设想的投资环境。在世界银行2013年关于营运环境的排名（总数189个经济体）中，委内瑞拉列第181位，阿根廷居第126位，巴西居第116位，只有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乌拉圭五国（分别居第34位、42位、43位、53位和88位）稍强些（中国位于第98位）。
许多拉美国家的治理体系落后，政府效率低下，官吏腐败，法治难行，赋税高昂，贫富矛盾尖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政局稳定程度不高，凡此种种，惯于享受本国政府优惠待遇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非经过较长时间的折腾与磨练才能适应下来。一般的中国企业在拉美能经受得起当地的政治、经济与金融以及社会等风险（尤其是劳工纠纷和环保争议）吗？据说，首钢秘鲁公司从1993年进入秘鲁后，直到2013年才徐徐稳定下来，“交学费”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当然难免要“交学费”，但进入拉美还是要强调“有备而去”，步子不宜太快。
从拉美国家来说，双方的贸易结构极不对称。2010年，中国从拉美的进口商品中，74.4％为初级产品;中国向拉美的出口商品中，97.4％为制成品。中国被指责对拉美具有“中心/外围”型、“南北”型的贸易结构，使拉美陷于“去工业化”、“再度殖民地化”的境地。由于中国制成品的大量流入，阿根廷和巴西成了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居前二位的国家。1995年－2011年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总量共630件，其中来自拉美国家的占25％。中拉经济双方虽有互补性的一面，但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又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争议。中国超过90％的贷款流向了委、巴、阿、厄四国;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集中在能源、矿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这三大领域的投资占中国对拉美总投资的85％。这些数字也隐含了双方今后可能发生龃龉的原委。又如，中国在拉美“屯地”、“屯粮”，建立海外粮仓，但巴西最近明令禁止向外国人出让或租赁土地。以我国建立中拉自由贸易区为例，也只有在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三国获得成功;正在磋商中的国家暂时只有哥伦比亚。这充分说明中拉要真正地达到“双赢”，并非轻而易举。
以上三端，我想表达的意见是：大机遇带来大手笔，大蓝图也必然伴有大风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拉美系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