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作为19世纪的戏剧家和才子，奥斯卡·王尔德写的名剧《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以矛盾和双关的词语命名的。“认真”是戏剧中一个主角的名字，但同时也有坚定的含义。作为取得巨大成功的作者，王尔德说过，“适度是死胡同，非过度才成功。”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成功还是过度的世界呢？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为生计打拼，把政治留给政客，把宗教留给上帝，他们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极端化——原教旨主义正在抬头，极端主义在取得胜利。

我收藏了一些关于西方哲学的书，它们把历史分成不同的阶段。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17世纪）是冒险的时代。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逻辑和数学开始蓬勃发展。18世纪代表了启蒙时代，而19世纪则成为意识形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崛起。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电脑和数据使我们变得非常善于实证分析和更加理智。

不幸的是，21世纪是不确定的时代，即使科学也无法确定任何事情。借助宇宙飞船和超级望远镜，我们能看得越来越远，并认识到宇宙太空不仅浩瀚无穷，还有我们无法理解的黑洞。利用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小的东西，认识到即使最小的粒子消失并转换成能量，我们也只能感受这种概念，更不用说测量。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创造了观念和物质上的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我们不再确定走向何方，而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人似乎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

这些都和民主有很大关系。没有人否认民主已成为我们时代认可的意识形态。

民主的算法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那么大多数人决定谁赢得选举，并掌权一段固定的期限。然而，如果选票结果很接近，则说明选票被均匀分配，那么少数有着极端观点的人将是关键的选票。需要关键选票的参选双方可能都愿意认同这种极端观点，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美国的激进派茶党非常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左右摇摆的投票态度。由于他们对财务约束的极端态度，几乎引发美国债券违约。

不确定的时代孕育了极端的观点和行动。当社会整体不安全时，各种观点就会鱼龙混杂。风险在于极端主义会滋生更多的极端主义。

政治学家曼瑟尔·奥尔森（1932-1998）研究过不同形式的政府。他发现了这种状况：“现任的恶棍”，即使是暴君，也有可能提供稳定的产权，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他把大多数人的观点等同于他自己的观点。

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这样一个暴君，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生活在枪炮声中、家园被毁坏的当地人而言，现在这种恶化的民主和内战状态是更好的结果吗？

评论家法里德·扎卡瑞亚认为，应该区别民主和宪政自由主义。关于民主的通常定义是定期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每个人一张选票。宪政自由主义是指在宪法下的法律和规则的实践，但是宪法不需要以民主的规则来制定。别忘了，当美国制定宪法时，女人、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土著人都没有选举权。

在最近一些年，美国和其他国家复杂的政治格局，引发了某种担忧，即那些国家实行的民主形式可能会导致不可持续的状况，包括福利过高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因为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公众福利以获取选票。因此，民选政府领导人，并不一定能保证有限政府的法治和宪政，也并不一定就能保障人民的自由。

法里德认为，香港是最好的例子——“它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宪政自由主义，但是并不民主。”而在泰国，民主政治创造了现在的状态，即军队可以决定它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干涉政治。

因此事实表明，民主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其他人的观点。毕竟，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道路。马来西亚前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做了很好的阐述：“我们遵循适度的道路，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国家统一、良好社区关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妥协是选择一个适度的立场。因此，那些拥有极端观点的人必须时刻记住，适度是大多数人的态度。他们可能是沉默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允许极端主义者统治，那么他们的未来和他们孩子的未来都将置于危险中。如果极端主义观点占据主导，那么即使沉默的大多数也会为适度而抗争。

王尔德最后总是说：“凡事要有度，包括适度本身。” 这还是中庸之道。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