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 匡宇/文

德国近现代史中每一次现代化冲动，几乎都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作为序曲。到了20世纪，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则为德国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吹响了号角。因此，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成为研究20世纪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必然起点。

1918年带来的创伤，使共和国体制下的德国逐渐丧失一体化的内在力量。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在碎片化社会环境之中重新集合的政治组织身上。战前德国政党内部的稳定性是与其相应选民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一致的。这种有机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一种拥有共同文化方向、价值取向、观念和标准的政治诉求。

但是，随着因德国战败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新的社会分际开始出现，社会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这导致了原先的政治阵营在内部开始瓦解。这种碎片化的后果就在于，一方面，使得“更为分裂化的诸社会力量之间的彼此争夺变得更为激烈”；另一方面，为了保存或发展自身政治阵营的诉求，“又恰恰迫使新老集团纷纷寻求通过新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由此更进一步，造成了政治组织的新集合化形式的出现。

这种社会政治碎片化的效应，同时也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阶层危机。“一战”前，德意志学者阶层，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占据的社会等级地位，是通过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教育对于德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而获得的。因此，这一阶层在大学、教会甚至国家科层体系中占据着体面的职位；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市民积极的政治代言人。

作为“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德国的学者阶层具有属于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生活世界。虽然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在财富上无法与“占有财产的市民”相提并论，但是学者阶层以其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而自豪。另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就业机会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学校无产者”的一群人，即“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由于教授席位稀缺而被迫在低于大学程度的学校执教的那些人”。

然而，德国战败引发的一连串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却加速了学者阶层的分裂与没落。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保守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绪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内心和学术文化圈子的诸多地带获得了酝酿和发酵。“保守主义革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思想运动，其成员被称为“革命的保守派”或“新保守主义者”；在社会学归因上，又可以被看作是“一战”以后，德国中产阶级地位恐慌的意识形态反映。

由于中产阶级处于劳工和资产阶级之间，因此，在战后动荡的社会时局中，他们努力寻找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第三方立场和道路。在此意义上，源于传统保守主义的社会经济学，构成了保守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资源。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托马斯·曼在《俄国文选》和《论德意志共和国》中阐述了“保守主义革命”的概念。在他看来，保守主义只需要拥有精神，就能比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更加具有革命性。尼采本人从一开始，尤其体现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中，就是保守革命的化身。而保守主义革命的内涵在于，其革命的目标就是“政治上的人道”，即人道主义与政治的统一。1927年，著名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演讲“作为民族精神空间的文献”中，呼应并重提了托马斯·曼的这一概念。霍夫曼斯塔尔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文化保守主义和君主主义者，他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是指在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历史进程，它将被整个国家分享并形塑为一个新德意志的现实。由于霍夫曼斯塔尔的影响力，“保守主义革命”这一术语逐渐成为魏玛时期的一个口号。

在这个思想阵营中，最具影响的派别及人物是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范登布鲁克，以及埃德加·容和卡尔·施米特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保守派，以及民族革命派的代表恩斯特·容格尔。保守主义革命虽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思想观念体系，但这些代表人物对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却有着相对一致的价值判断。为了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把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当中解脱出来，保守主义革命者基本上都主张：根本否定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建立起奠定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威国家。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不同，他们反对压制大众，主张把大众动员起来，从而建立起凯撒式的政治统治。

《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曹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本文选自该书“德国思想史”部分，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