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全球金融体系已经破裂。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非系统性的，因为世界已经演变为多极力量构成的体系，而不是七国集团（G7）制定规则和架构的单极体系。即使二十国集团（G20）合计占全球GDP的85％、全球贸易的80％，以及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它的法律基础不是以国家协议或法律形式确定的，实质上各国仍是各自为政。

尽管2009年G20联合起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充满争议，改革进程也出奇地慢，因为不同国家和市场对改革的方式和影响有严重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的改革在2013年就停滞不前，因为美国国会拒绝了已于2009年通过的改革方案。美联储发起的与其他央行的美元货币互换，是唯一最重要的阻止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能够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IMF没有能力成为最后贷款人，它在欧债危机中主要扮演了顾问的角色。

为救助各国的金融体系，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进行了大规模干预，它们实行宽松货币、低利率政策，并为银行提供大量流动性。

在全球货币体系层面，对于任何陷入困境的国家或金融机构，并没有全球的最后贷款人。IMF没有高效的流动性工具，发放贷款需要几个月审批，不具有时效性。因此，IMF不是全球最后贷款人，各国的中央银行才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尤其对于储备货币的央行而言，跨国银行创造了表外和离岸的信贷，但是央行却无法控制这些信贷。例如，当前离岸信贷总额约7万亿美元，这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但是当这些贷款出现问题，导致那些跨国银行缺少美元，那么在紧急情况下最后只有美联储能提供美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不再是IMF或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机构，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机制。

这带来一个根本问题，因为流动性是全球的，但是偿债能力是国家层面的。当银行倒闭时，清算损失是属于某个国家的。目前并没有处理倒闭的国际性银行的多边体制。

因此，全球将分解为各为其主的国家货币集团，同时也带来利益输送。最终，欧洲的银行将向欧洲央行申请最后贷款人的援助，日本银行将向日本央行寻求援助，诸如此类。在其他国家经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要尤其注意，确保银行有足够的外币履行义务，否则它们的经营将被限制，因为会有外汇储备的要求，以在必要时救助跨国经营的银行。

两个事实显示，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美联储与5个重要的同盟国央行签订了正式的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3330亿美元，而中国央行与21个国家央行签订了总额4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是为了促进双边贸易，但显然当某国央行需要额外流动性时，它们可以启用货币互换协议。

其次，IMF和世界银行的资产合计不超过1万亿美元，已小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产规模（1.2万亿美元），巴西开发银行资产规模也超过3000亿美元。

全球金融体系之所以分解为几个货币集团，要归咎于美国在监管和法律适用范围的一系列行动。它们使全球的银行业务变得不确定，包括他们强调的“我的美元，你的问题”，以及法律适用范围和处罚规定如下：

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要求扩展至所有在美国经营的外国大型银行的子公司，这实际促成全球银行业在不同国家层面的流动性分裂局面。

二、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收回对“大而不能倒”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这意味着母国央行/监管者必须为本国银行在美国或其他地区陷入美元流动性危机时提供帮助。这也意味着，如果美联储不愿意提供美元，那么其他央行只能选择增加美元储备，或者关闭美国分支机构。

三、针对全球银行的处罚条款中，有近一半是针对那些不遵守美国制裁（针对非美同盟国）的银行，而不是针对引发银行倒闭的原因。

四、对在美国的银行的总罚款已超过1000亿美元，《金融时报》预计对银行在其他地区的违规行为还将追加1520亿美元罚款。2014年，IMF估计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补贴了银行3000亿美元。如此看来，量化宽松带给银行的补贴，几乎全部被监管处罚拿走了。

五、对国家和个人的个别制裁，例如目前的俄罗斯等国，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制裁，这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会带来不确定性，因为可能会被没收或冻结。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联盟中，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你的国家会被制裁。没有哪家全球银行愿意和政治敏感的国家或者它们的代理行做交易。因此，在面对可能受到制裁的政治敏感国，所有个人和企业都不会使用传统的储备货币。这时比特币或其他匿名货币就可能派上用场。

六、最重要的是，每个个体或国家作决定或交易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非系统性带来的后果是，没有人关注全球公共品，但是金融危机、社会不平等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问题都需要全球公共品来解决。

在过去，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建议来自于“自上而下”的金融组织体系，它是G7或G20设计的。

冷战2.0版的复活意味着全球货币体系正分裂成不同的货币集团。G20中的非G7成员国中，俄罗斯已经被制裁，可能还会有新成员，它们未必会同意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

修复国际货币体系的宏大战略已经失效。没有单个个人或国家可以通过庞大的设计方案推动改革。目前的战略就是没有战略——实际上全球货币体系可能会在一个危机走向下一个危机的过程中龃龉前行，而没有一个根本上变革的整体性方案。

我认为，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只能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观点的竞争——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不同金融体系和不同货币的尝试。未来将有更多的使用非四国（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货币的双边贸易。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为了平衡就业和自我利益的短期需要，以及社会公平和气候变化下生存的长期需要，市场、国家、公民社会和企业之间将进行复杂的互动，这将促进创新，创造新形式的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体系。

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将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它们的金融模式可以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可持续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要优于发达国家的模式。这是以“自下而上”方式去解决我们时代关键问题的竞争，它将塑造我们的全球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这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其中全球企业和公民社会都将参与到这个故事和议程中。

这不意味着个人和小范围的变革以及金融创新，不能渐进式地改变全球金融体系，但那将来自于实践中，而非理论上。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