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北京万通中心。16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相关负责人，坐到一起，宣布联合成立“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

首届论坛主席、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表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环境已渐趋成熟，“从萌芽期将走到下一个蓬勃市场构建期，论坛的作用是推动它”。

此前两天，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下称BC）刚刚宣布启动2014－2015年度的社会企业投资平台，准备以1000万元资金，再次助力中国社会企业。

不过，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中国公益界领军人物们力推的社会企业，在公众眼里却面目模糊。

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就是对其英文名字social enterprise 的一种直译，国内也有人将之译作‘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彭艳妮介绍。

2006年，国际上最令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企业家——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创办人默罕默德·尤努斯来到中国，随之将这一概念带入中国。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其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后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为社会企业提供了简洁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英国是全球拥有社会企业最多的国家，6万多家社会企业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慈善合作组织、合作社、社区利益公司、有限公司和商业伙伴关系等。2006年，英国政府第二次出台了专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官方战略。而在欧盟、美国、加拿大、南美、印度等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创新风潮。

在中国，社会企业也逐渐萌芽。2005年，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的杭州人温少波辞职下海。他先后尝试了传媒、房地产营销等多个行业，但都不顺利。　　在谋求转型的挣扎中，温少波注意到：当时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2008年，他转入人才服务行业，受快速发展的快捷酒店启发，他创立了一家为求职大学生提供廉价住宿的携职旅社。

温少波在杭州火车站附近承包下三栋楼、200多间客房，着手实现自己的设想，在他的愿景中，希望将旅社发展为一个大学生求职社区。

2008年冬天，由于连续下大雪，不少大学生滞留在杭州。温少波决定一年拿出1万间客房，免费给求职大学生入住。其实温少波的酒店本身收费已十分低廉，每晚10元－25元，入住第一晚还可以免费。

辛苦一年后，温少波发现这个项目社会效果很好，经济效益一般，“一年挣了不到10万块钱”。要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六年时间。温少波萌生退意，一度考虑关掉旅社。

2010年，温少波参加了一个社会企业的培训项目。“通过学习了解，一对照，发现我们自己就是社会企业。”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传统NGO与商业组织之间，还有个社会企业”，清楚了自己的定位以后，温少波咬牙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光。

比温少波早了十年，1997年由郑卫宁创立的深圳残友集团，可算是中国社会企业的先驱。当年，因重症血友病致残的郑卫宁带领五个残疾人创业，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以及8家社会组织、30余家社会企业的集团公司，为数千名残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类似携职旅社、残友集团这样于混沌中上路的社会企业，在中国还有不少。

资本市场的关注

在社会企业自我摸索的另一条平行线上，BC这几年一直专注于中国社会企业的培育。

“前期项目主要是对一些具有社会企业萌芽的NGO组织进行奖励培训。从去年开始，尝试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这五年里，社会企业土壤已经发生变化。” 彭艳妮说。

2009年前后，参与BC培训的多是发展资金面临困难的NGO组织，他们希望能自我造血，所以主动往社会企业方向走，但最近一两年，由企业界成功转身社会企业的、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人越来越多，商业模式更显成熟。

“最大的一个变化，还在于资本市场的关注”，让彭艳妮印象很深的是：2010年11月，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一种新兴的投资类别》。该报告将对社会企业的投资，界定为一种新投资类别——影响力投资。

报告预计，这个市场机会巨大，仅在全世界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人群的基础教育、农村用水、孕产妇健康、金融服务和住房五个领域，未来十年将有40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投资空间，可能带来的利润为1830亿至6670亿美元。

“这份报告搅动了投资界，让商业投资机构意识到了社会投资的潜力。”彭艳妮称。2013年，7家社会投资机构为筛选出来的15家社会企业注资900万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同样看好社会领域投资。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大会上，他公布了对于多米尼400指数的研究成果。

多米尼400，是1990年美国选择400家社会企业创立的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强调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承担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对于环境、资源等的责任。这一指数与衡量普通经济指数的标普500相区别。

据徐永光介绍，对比1990年－2000年间的多米尼400和标普500， 400家社会企业的年收益率是20.83％，高于同期标普500的年收益率18.7％。如把时间轴拉长到2010年，多米尼400企业年收益率超过标普500企业的70％。据此，徐永光认为中国社会企业有着光明的前景。

此外，徐永光还注意到，目前中国除了可纳入社会企业的1万多家残疾人福利企业外，还存在大量社会企业的存量资本。“大量民非机构分布在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社会服务等众多领域，基本可归为社会企业。”

“如果再加上带有社会企业某些要素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国约70万家，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企业以后的发展领域、投资空间可想而知。”徐永光称。

在胡锦星看来：“社会企业一旦自立，必然创造出更多社会慈善资金，有助于社会问题的加速解决。”

已经找到了身份认同的浙江商人温少波认为，“社会企业的春天已经来了”。因为从2011年起，他的携职旅社项目几乎年年获奖并得到资金注入，“不是我做的项目有变化，是社会渐渐接受了社会企业这一事物。”

公益与商业边界

尽管中国公益界着手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但自从这一概念进入国内，围绕社会企业的争议乃至现实困扰，从来没有停止过。

“社会企业打破了传统社会与经济两个观念防火墙，加上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它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以及管理体制、出现背景等都有着很大区别，所以对社会企业的争议一直沸沸扬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

社会企业究竟可不可以分红？分红分到什么程度合适？它与普通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首当其冲。

深圳残友集团创始人郑卫宁的看法是：“社会企业除了它的使命，跟一般企业没什么不同，因此社会企业可以分红，用于调动投资方和员工的积极性。”

郑卫宁还认为：“基金会支持社会企业，最好不要捐款，应该采取借款、贷款或股份投资的方式，因为社会企业也必须要有盈利能力、具备还款能力。”

残友集团的运作，实践了郑卫宁的观点，该集团目前下属30余家社会企业群每年所创造的利润，三分之一留在企业，三分之一用于员工分红，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用于股东分红。由于郑卫宁于2009年将残友集团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全部捐赠，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因此，基金会成为残友集团的最大股东。

虽然公益界人士达成部分共识，只要不违背捐赠人意愿，在基金会保值增值的方式中，投资社会企业与投资证券、基金、股票等方式别无二致。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吸收了社会公益资本的社会企业一旦做大后，未来究竟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还是以经济利益为先，该如何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呢？

正因此，相对于非公募基金的热情高涨，公募基金会对社会企业领域持谨慎态度。

就国际经验而言，社会企业的边界也并无太多经验可循，目前对社会企业有政策规定的，只有英国社会企业中的一种——社区利益公司，它被明确要求企业分红不得超过总利润的30％。此外，香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相关资金，也有类似规定。

“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在考验企业家自身对于企业的定位。”彭艳妮认为。

以乐平公益基金会为例，其成立的12年间，以股权的方式共投资1.02亿元，培育了五家社会企业。该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亚介绍，资金注入方与乐平公益基金会都有约定：五年之内不分红，未来也没有分红的压力。“投资目的很清楚，就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李利亚称，经营最久的小额信贷公司，即使有盈余，也是用于社区发展，如免费为农村幼儿园培训老师、在村里举办种养殖技术培训等。

残友集团为保持社会企业的公益属性，在所属众多分公司中均占有51％的控股股份，商业资本最多只能占股49％。

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尚未得到正式界定，但已逐渐进入官方语境。2011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这是“社会企业”一词首次出现在省级党委文件中。

2013年，佛山市顺德区政府以投入启动资金、免费为企业提供经营场所等方式，先后开办了六家社会企业。同时，区社工委推动制定《顺德区社会企业认定标准》，以期形成规范性政策文件，建立社会企业持续发展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