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盛夏，北京异常炎热。烈日烘烤下的长安街，仿佛快被融为沥青了。在西长安街北侧组织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窄小的房间里，正在召开“莫干山会议筹备组”的筹备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年面临着重大的转折。1979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开放，让被绝对贫困煎熬着的亿万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如火山岩浆般爆发出来，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农林牧副渔各业的产量暴增，把几年前还被视为命根子的各种“票证”几乎在一夜间送进了博物馆，一些从来靠吃政府救济的地区，如今却开始为丰收的粮食会不会烂在仓里发愁。

农村改革的成功让人振奋，但中国不可能只靠农村过活，于是急迫的现实问题摆在了眼前：城市改革怎么办？

总设计师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设计——没有给中国的变革之路设置任何障碍。而操作者脚下的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才成。

城市改革，要比农村改革复杂一万倍，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各既得利益板块间各自为政、万千经济理论扑朔迷离。农村成功的经验有多少适用于城市？产业结构怎么调整、价格如何放开、开放与改革是什么关系、百年疾患的国企如何改革等等，一步走错就可能满盘皆输、几十年时间就可能白白荒废。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

在那个年代你去问谁，谁也不可能给你一个十全十美的答案。摸着石头过河，眼前这几十块石头先摸哪一块？

一

就在那个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年代，以中国北京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深受中外各种文明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熏陶和激励，他们中很多人脚上还粘着上山下乡时的泥巴、身着入伍当兵时的军绿、手上留着做工务农时的硬茧。时代大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投身这波澜壮阔的变革，期望在这百年不遇的惊涛骇浪中展现自己、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添砖增瓦。

筹备会的房间仅有20平方米，却不得不挤满了近20人，连椅子都不够，大家人挨人地两个人挤坐在一个椅子上，或盘坐在地上和房间里的床上。会上除了由《经济学周报》张钢说明一些关于论文征集和评选、参会资格、会务经费等相关事宜外，主要是讨论会议的主旨。其中，王岐山、王小强、徐景安、朱嘉明等人的发言，给与会者心头增添了使命和责任感。王岐山的话几乎成了筹备会的主旨，经济学只有可以解决现实问题才是真实的，城市改革大幕即将拉开，我们这一代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大会约150名代表（另外有34名媒体记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北京，而北京的骨干又主要是来自中央书记处“农发组”和社科院。他们年轻无畏、没有框框，不仅在前一段的农村改革中初露锋芒，而且很接近中央实际操作改革开放的核心。也可能是因为天津“远北京而近北京”的原因吧，我成为大会筹备组中唯一的外地代表，在筹备会上“近水楼台”顺便为天津争取到4个参会名额。

可是，在回津的火车上就开始发愁了，天津论文入选的已经有了一名（天津市政府政研室杨海田），剩下三个名额怎么也不够。回津后马上和南开的诸位商量，只能先斩后奏，到了会场再说。于是，我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常修泽五人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莫干山赴会。成为“开放组”的骨干力量。那时候的硬座车厢远没有现在规范，几乎所有能够站人的走道都站满了人，上一趟厕所也要跋山涉水般地挤过去，还要没完没了地排队。

二

大会分为七个讨论组（宏观组、企业组、开放组、流通组、金融组、农村组和理论组），与会者几乎是按组分别住在若干别墅里，别墅之间的间隔很远，而且没有“联络图”。大会的第三天，代表可以到其他组参加讨论，于是朱嘉明主持的“开放组”的小别墅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开放”这个话题，虽然早从1843年“五口通商”时代就已开始，而对于当时那样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上街会遇到围观、想出国拿不到护照、去友谊商店没有“外汇券”不能买东西的中国而言，开放可以说是一个神秘的未知“大陆”。例如，“开放组”讨论中提出的“特区货币”问题，其他与会代表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宏观组”和“开放组”，是最热门的。每天晚上，大会核心组有一个碰头会，在第二天的碰头会上，开放组的李罗力、杜厦、金岩石、郝一生四个人一起走进核心组碰头会会场，与当天主持碰头会的徐景安，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会后，“天津四条汉子舌战徐景安”便成了佳话。为此，惹得会上以“反梯度理论”闻名的内蒙古代表郭凡生在下山告别时，非常不服气：你们天津四条汉子有甚了不起，不就仗着你们人多。

莫干山会议（“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是国内第一次年轻人自己筹集经费召开的，由于经费非常紧张，除了租会场和伙食费外几乎没有剩余，所以在会上曾经吃过什么几乎没有记忆，可能是没有任何一道菜堪称美食吧。为了节省会费，代表必须由原单位报销旅费，记得我向研究所申请参会时所里还有点勉强。此外，有一些凭论文入会的学生代表甚至没法报销旅费，后来还是靠同室的朋友代出的旅费。

听说莫干山的日出很壮观，在嘉明的煽动下，前一天晚上已经讨论到深夜1点多了，第二天早上4点还是硬着头皮起床，睡眼惺忪地爬了近1小时山路赶到山顶，结果漫天彩云、连太阳的额头都没看到，败兴而归。是夜，在梦中偶得一首描写日出的七律，半夜爬起来抄在床头柜的报纸边上，次日醒来细看，竟是一首好诗，也算因祸得福。

每天晚饭后，大家三五成群地在山间的小路上散步，漫谈调侃、天南海北，有的继续着白天的争论，山谷幽径间朗朗的笑语和高低错落的交谈声钻过层林竹隙，把思想火花、倔强固执和逻辑碰撞，在人群中传递和渲染。初秋的清凉让人呼吸到的那种沁人肺腑的生命气息。

那时候开会讨论，不分白天黑夜，辩论到几点算几点，面红耳赤、口无遮拦也没有人会计较。谁在讨论中迸发出一个精彩、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大家就会说他是“傻瓜相机”，又闪了一次。

三

莫干山会议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张劲夫等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如果没有李湘鲁、孔丹和王岐山的参会恐怕也难。散会当天，正好张劲夫副总理在杭州，大会派代表向他专门做了汇报，据说当听到“国家不用花钱，也可以完成国企改革”时，张劲夫兴奋地马上站起来，走到发言代表周其仁面前，希望当即知道具体办法。

莫干山会后，时任总理“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将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希望，才有了后来应运而生的“体改所”和“中信国际所”，再加上原来的“农发所”和“中青年经济学会”，统称“三所一会”。

莫干山会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报刊杂志就那么几家，想在上面发表文章和看法几乎比登天还难。莫干山会议，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宏大交响曲中，中青年“合唱团”的一次集体登台亮相，它饱含了那一代经济学人满腔热血的呼喊与甚至超逾时代的音符和旋律，即使在今天似乎依然在中国的天空回荡。

为了给年轻人一个“发声”的空间和平台，莫干山会后朱嘉明、黄江南、张钢三人专程坐火车来到天津，在天津浙江路市委第二招待所的老式洋房里，他们和天津的郝一生、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等人，盘腿坐在床上，共同商议并决定在天津创办《中青年经济论坛》。

这本杂志在1985年至1989年的五年中，发表了全国大量中青年作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可谓群英荟萃。但是，这本杂志是中国的第一本“四无”杂志，无国家经费、无正式编制、无专职编辑、无办公地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狂人妄事。当时的天津团市委书记张炜给了杂志大力支持，团市委副书记邢元敏骑自行车满头大汗带我们到天津青年宫，将后门传达室旁边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借给杂志编辑部办公，算是让杂志有了家；《经济日报》主编安钢、副主编丁旺预付了第一期2万本杂志的款项，给杂志添上了第一捆柴薪；无数兼职编辑为杂志的出版不分昼夜地审阅稿件，等等难能可贵之举，支撑着杂志一步步走过来。作为责任副主编的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堪回首。

幸运的是，《中青年经济论坛》在它如烟花般绽放的那五年里，发表了中青年经济学者数百篇学术论文，其中许多作者和编委都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翘楚，如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企业家中的佼佼者，如冯伦、郭凡生、杜厦、聂新勇、张少杰等，有些人甚至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来，岩石告诉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当年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被问及如果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向应当参考哪些中国媒体时，厉先生的回答是：两报一刊——《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中青年经济论坛》。

2500年前，莫邪干将在此山下为楚王锻造出了雌雄绝世宝剑。30年前有一批热血青年，登上莫干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献计献策，振臂高歌；莫邪干将为铸剑付出了生命，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中也有许多人已经作古、或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奉献了青春和生命。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莫干山”这样一次年轻人意气风发的大会，也许不过是晶莹闪烁的一瞬、如流星在中国夜空划过一笔，而那些伟大的历史画卷，不就是这样被一笔笔粉墨重彩地绘制而成吗？

作者为原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