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芳粟满园。就在人们准备欢庆第30个教师节的时候，却传来汤一介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一代国学泰斗陨落，学界震动。

汤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

改革开放以后，众多国人将眼光转向西方，但仍有一些人坚定致力于研究和守护中国传统文化，汤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注意研究哲学与文化的新问题，并能提出独创性的见解。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从而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汤先生的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主要论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这些著作均已收入《汤一介集》。在他去世前四个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为10卷，总计310余万字。

笔者作为这部文集的编辑，接到过林林总总的提问。有人问：汤一介先生著作等身，为什么文集却只有310余万字？

笔者认为，著作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高低，与其篇幅大小其实并无必然联系。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汤先生，也未必恰当，或许说汤先生“著述宏富”更为适合。

所谓“宏富”，包含两层含义：汤先生的研究涉猎领域广泛，举凡国学相关，如儒学、道学、佛学、玄学等等，几无不涉；他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如“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普遍价值的现代意义”“儒学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汤家可谓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经典学术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和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学人必读之书，无人能出其右。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汤一介自幼浸淫国学，为日后从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1956年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 年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汤先生学术成就很高，但从不自称“哲学家”。他却在文章《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中表示：“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个哲学家，而且想做一个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受政治环境的感染，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身处其中的汤一介也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选择了做一个“哲学工作者”或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其后20余年间，他的学术研究之路近乎停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先生焕发新生的同时，也总结出一条教训：“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20世纪80年代起，汤先生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史”。他说，“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他自认已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创造性、为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家”，但值得欣慰的是自己至少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而且仍然在不断地研究哲学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汤一介先生的祖父立身行己之大要。用来形容汤先生自己，亦十分贴切。

与父辈相比，汤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更多的精神磨难和历练，也因此对社会现实有着更多了解和关怀。汤先生曾说自己“学不如父”，但是“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20世纪80年代起，汤先生当仁不让，竭尽所能，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业殚精竭虑，贡献力量。

1984年，学界酝酿已久的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汤先生作为书院的创办者之一，被推举为创院院长。数年间，汤先生带领书院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特别是开展了与海外学界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海峡两岸的学术往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活动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反响，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进入21世纪，汤先生又以近80岁的高龄，挑起《儒藏》总编纂的千钧重担。有一段时间，他因工作操劳，常常失眠，但他并不认为担此重任会影响健康，甚至开玩笑说这可以让自己衰老的速度减慢一些。

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汤先生甘愿放弃颐养天年的安闲，毫无保留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贡献自己一介书生的全部力量，直至人生尽头，所凭借的正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高贵精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