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的萧条开启了此后八年更加惨淡的岁月，直到导致6000多万人丧生的“二战”带来巨大的经济刺激，复苏才开始。当复苏最终来临时，欧洲和亚洲大部已是一片焦土。

目前的全球状况没有那么悲观，但确实与1937年有相似之处。与当时一样，现在的人们也已失望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人甚至感到了绝望。他们对他们的长期经济未来变得更加恐慌，而这一恐慌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可能正是当前战事的背后原因。根据IMF的数据，2002年-2007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经历了非凡的经济增长：在这六年中，乌克兰真实人均GDP增长了52％，俄罗斯增长了46％。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去年乌克兰真实人均GDP只增长了0.2％，俄罗斯为1.3％。失望也许有助于解释乌克兰分裂分子的愤怒、俄罗斯人的不满，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吞并克里米亚以支持分裂分子。

这一在金融危机后滋生着不满的绝望有一个名字，叫做“新常态”。“新常态”的说法由债券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比尔·格罗斯提出，指经济增长长期前景暗淡。

1937年后所感到的绝望也曾导致类似新名词的出现，“长期停滞”（即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即是其一。“长期”意思是一个世代或一个世纪；“停滞”意味着泥足深陷，其中酝酿着致命危险。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弥漫人们的不满，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

1937年另一个一夜风靡的词汇是“消费不足论”。该理论认为，恐慌的人们会过多储蓄，以应对未来艰难时世。此外，人们所渴望的储蓄规模超过了可行的投资机会。结果，储蓄渴望无助于带来创办新企业、建造和出售新建筑等活动的总储蓄的增加。尽管投资者可能会提高对现有资本资产的出价，但他们的储蓄努力只能让经济减速。

“长期停滞”和“消费不足论”泄露出一种根本性的悲观情绪，这一情绪抑制了支出，不但进一步削弱了经济，也制造了愤怒、偏狭和潜在的暴力。

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本杰明·弗里德曼举了很多例子说明经济增长萎靡会导致偏狭、激进民族主义和战争，有的要等很长时间后才会出现。他总结道：生活水平提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所带来的个体生活的物质改善，也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以及最终的道德特征。

有人会质疑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过于上进了，应该享受更多闲暇带来的更高生活质量。也许他们是对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自尊和社会比较过程。据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观察，这是普遍的人类心理。尽管许多人会否认，但我们总是在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希望能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如果闲暇看起来意味着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更失败，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新的闲暇机会而快乐。

经济增长促进和平和包容的基础，是人们不但拿自己和当下的其他人比较，也要和他们印象中的过去的人们比较，包括他们自己。弗里德曼说：“显然，没有哪种东西能让大部分人口都相比其他所有人有所改善。但让大部分人较自己的过去有所改善不但是可能的，也正是经济增长的含义。”

因为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行为而对其实施制裁的不利之处，在于这可能会给欧洲内外带来衰退。这会让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欧洲人都不快乐，他们的信心和对和平民主制度的支持会有所削弱。

尽管某些针对国际侵略的制裁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极端或惩罚性措施所伴随的风险。可取的策略是形成结束制裁的协议、让俄罗斯和乌克兰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一个解决当前冲突的令人满意的方案无外乎如此。

作者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