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还是企业运营,都面临一大困难,即缺乏及时、可靠的产业经济数据做指引。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可能是只对应出口行业的笼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企业在判断市场机会,决定投资时机,以及根据外部金融环境制定融资策略时,普遍缺乏有效的信息。
只有通过切实的微观层面的企业调查,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产业经济状况。我们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进行季度调查。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通过对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按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起始样本10139家企业,最终回收调查问卷2005家。
调查的深度和覆盖面基本可以反映中国产业经济的总体趋势,揭示相关行业和地区的产业经济走向,有助于各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为企业产业升级和变革发展提供参考。
产业经济处于十字路口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中国产业经济处于多年未见的一个关键十字路口,在行业、地域等方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差和分化,许多重要行业处境堪忧。
对于今年二季度的经营状况,受访企业回答上升、持平、下降的分别为29%、53%、18%。我们据此按常规方法计算的扩散指数为55,略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企业对下一季度预期的扩散指数为52,处于荣枯线的附近。与此相应,企业生产量的扩散指数为51。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扩散指数为51,1%的企业减员幅度超过20%。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处于低水平状态:仅有15%的企业在二季度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
有趣的是,李克强总理时常提及的一个经济参数,企业用电量的扩散指数为56,与我们的整体经营状况指数类似。然而,在大样本中二者的相关度是0.39,为中度相关。这说明虽然用电量能够在总体层面上反映经济走势,但是无法完全反映不同行业、地区企业的状况。后者只有微观层面的调查才可能实现。
从产品类型、产权结构及规模几方面划分企业类型,不同规模企业总体上无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状况明显好于集体、民营,这当然不足为奇。非耐用消费品情况明显好于中间产品、耐用消费品。当整体经济放缓时,它们因为消费者处于观望态度、或受到上下游企业的价格挤压而首先受到冲击。
受访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扩散指数最高为97,最低为15。排名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电热力(97)、供水(93)、食品(77)、石油加工(73)、造纸(67)。经营状况最令人担忧的行业是煤炭(15)、化纤(21)、非金属矿业(30)、橡胶制品(37)、有色金属加工(48),均为上游企业。
在表现良好的行业中,企业集中在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品的生产。而依据产权结构和规模的表现差别不大。在状况不良的行业中,企业产品集中在中间产品,另外以民营、集体企业居多。
产业经济分地区的状况中,前、后五名的省份分布较分散。前五名除北京以外,以北方经济不发达省份居多,为黑龙江(78)、新疆(70)、甘肃(69)、贵州(67)。后五名为资源大省山西,经济发达的上海(51)、山东(52),以及河北(48)、重庆(52)。
后五名的省份投资率有四省超过或类似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些省份,不同行业表现有明显差异,最不景气的为山西、河北的采掘业(扩散指数为0),山西、重庆的化工(扩散指数分别为25和13),河北的设备制造(32),以及山西、重庆的其他重工业(38、13)。
两大挑战:需求不足、成本上升
中国产业经济何去何从?为此需要弄清产业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而对症下药。
首先第一大挑战是需求不足。44%的企业反映其所在的市场(国内或国际)供大于求,而需求不足的情况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更为严重。42%的企业回答其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高达71。在被调查企业中,46%的企业有海外市场,其中29%的企业在国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状况,海外市场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63,稍好于国内市场。看来,我们倡议多年的扩大内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的成品库存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扩散指数为48。这意味着企业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减产而不是增加库存的方法。这也说明企业可能库存水平已经较高。
我们在问卷中请企业对产能过剩的情况给予定量的估计。15%的企业回答产能过剩超过10%,7.5%的企业回答产能过剩超过20%。再看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即比例为10%或以上),11个行业榜上有名,占所有行业的三分之一。前五名的行业包括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均有15%以上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20%。榜上有名的行业中有三个同时也在经营状况最不景气的五大行业中,进一步说明产能过剩至少是行业不景气的原因之一。
以同样标准,十个省份产能过剩严重,也约占三分之一的省份。前五名的地区包括内蒙古、云南、江西、陕西、山西。其中有三个同时也在经营状况最不景气的五大地区中。
产业经济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被调查企业中高达50%的企业成本上升,反映成本上升的扩散指数为75。其中劳动力成本最为突出,71%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44%的企业原材料成本上升,反映成本上升的扩散指数分别高达85和69。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在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尽管成本上升,产出价格难以相应上升。确实,数据显示二季度产品价格持平:反映价格上涨的扩散指数为50。这意味着很多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挤压。再看成本上升的扩散指数高于全国水平的行业与省份,扩散指数前五名为化学纤维制造业(10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99),食品制造业(94),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93)和非金属矿采选业(90)。榜上有名的行业中有三个同时也在经营状况最不景气的五大行业中。成本上升指数前五名的省份为湖南(84)、新疆(80)、湖北(80)、重庆(79)、陕西(77)。榜上有名的行业中,有一个也在经营状况最不景气的五大行业中。
企业融资瓶颈并不大
考量企业融资环境时,我们发现,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企业在今年二季度发生了新的银行贷款。其中,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发生新贷款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企业(40%对21%)。在没有贷款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92%)的回答是暂时没有资金需求。
在有贷款的企业中,50%的企业回答容易借款,38%回答借贷困难。反映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为69。此外有86%的企业回答银行基本满足了其贷款需求(即实际贷款为贷款需求的80%以上)。企业贷款成本基本持平,反映利率上升的扩散指数为58。这与二季度央行银行间拆借利率基本保持不变的状况一致。最后,79%的企业回答它们在贷款时用土地和厂房(60%)、或机器设备(15%)作为抵押。
企业从银行之外的债务融资不普遍。只有5%的企业有其他形式的借贷。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86%)年利率低于15%。利率高于15%的情况很少,不到样本的1%。
总体而言,工业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也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加上投资需求疲软,融资并不是发展的制约因素。
应对之策有赖改革深化
显然,中国产业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不难看到政府政策的应有取向。
第一,扩大内需的政策应该坚持并强化。这涉及增加收入与降低家庭储蓄率两方面。增加收入首先需要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其次是关于高端劳动力的供给,基于目前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端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
增加的收入多大程度转化为消费,取决于人们的储蓄需求。目前家庭储蓄率较高,通过政府高效地提供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物品,促进消费。
第二,应对需求不足和成本上升的另一路径是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政府应鼓励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促进产业工人向高技术工人转型的必经之路是自动化。
自动控制装备、工业机器人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而抓住这个机遇也是我国在世界制造业中争取主动地位的一次契机。自动控制行业的发展依赖于从关键零部件、整机到系统集成的多个环节。目前我们在各环节技术上均处于落后状态。政府需要用心布局,扶持、鼓励在一定地域实现该行业的人才、技术和生产的集聚与发展。
最后,由于融资不是目前产业经济停滞的原因,放宽货币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产业发展。相反,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注入流动性只是维持过剩的产能,不利于产业的升级和长远发展。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