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是一个空旷的农业国家，很多爱尔兰人即便住在城镇，过得也是沉寂闭塞的乡村生活，聚在都市酒吧中侃侃而谈的只是少数。爱尔兰的这另外一面长期以来被浪漫的文学传奇掩盖了，直到当代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以鲁迅般的深刻将它展现出来。

于是中国读者吃惊地看到，被想象得如同天堂的欧洲，很多人一样挣扎在物质的困窘、道德的狭隘，以及由此带来的懦弱、欺骗和自私自利之中。人性在各处都非常相似，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不是他人，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良心。特雷弗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他通过小说让我们看到，沉默的时候，却也正是良心放弃了它的责任的时候。

特雷弗被认为是当今英语世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被西方评论界赞为具有契诃夫短篇的一针见血。特雷弗笔下爱尔兰人的一些丑陋国民性固然源于贫困或贪婪，比如把朋友父母家中的摆设顺手牵羊，或者为了金钱把妹妹嫁给彼此没有感情的人，不过在大多数平庸的人那里，罪恶主要源自缺少追求真相、真实和真理的勇气。

特雷弗虽然26岁就移居英国，但像乔伊斯一样，爱尔兰始终是他理解世界的出发点。有的评论者把特雷弗笔下的爱尔兰人分为两大类：竭力逃避真相的人，以及那些即便自己不愿意，也一步步走向真相的人。当然后者在特雷弗的作品中，也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通过营造一种安慰性的假象来逃避真实。这些假象既可以是无害的白日梦，也可以是不知不觉中遵从的观念。

《吉尔伯特的母亲》中，吉尔伯特实际上患有间歇性精神失常，从儿时的不时失踪最终发展到成年后的一次次杀人。吉尔伯特的单身母亲隐约意识到那些离奇的凶杀案都与自己的儿子有关，也想象着去警察局报案谢罪，但是孤独和恐惧，以及想到是她当年执意要把头脑不正常的儿子生下来，让她始终待在对痛苦的想象之中。

当然，在特雷弗的笔下也有一些坚持说出真相的人，但是对于他们周围那些宁愿为了平静而生活在欺骗中的人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应该除去。《土豆贩子》中埃莉的未婚先孕被各怀私心的哥哥和土豆贩子用一桩匆忙的婚姻掩盖了下来，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埃莉决定说出真相。她的决定不但遭到哥哥、丈夫和母亲的反对，甚至神父也责备她不该在不体面之事已被解决之后轻率地把真相揭开。埃莉指出那样的生活只是一场莫大的欺骗，神父却称她是教区里一个不正常的人。

与《失去的阵地》中的米尔顿相比，埃莉说出真相后遇到的种种困境还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更何况她由此获得的内心平静就是最大的补偿，米尔顿却因为坚持说出真相付出了生命，而这里最可悲的是杀死他的正是他的亲人。米尔顿出生在新教徒之家，却相信自己遇到了天主教的圣徒。听他诉说此事的新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都为了现实的安宁而逃避追问真相，米尔顿的家人也因为害怕教派冲突让他住口，把他关起来，甚至说他头脑不正常。但米尔顿却坚持一次次逃出来，抓住各种机会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直到被他那热衷于教派对抗的哥哥枪杀。

特雷弗笔下最触动读者的不是那些为恶者，而是那些看似听天由命，实则用沉默来逃避真相的普通人，而且正是他们的沉默，在生活中织出一张令人窒息的网，在网里真理无法生存，罪恶为所欲为。

谈到梵蒂冈对德国屠杀犹太人保持并不应该的沉默的时候，德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用了“因沉默而有罪”这个说法。阿伦特关心的罪也不是那些出于邪恶而有意去犯的罪，而是普通人犯下的“平庸之罪”。在阿伦特看来，“平庸之罪”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放弃了思考。但是人们之所以放弃思考，根本上却是因为怯懦，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因为“思考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已树立的尺度、价值和善恶标准，简单地说，即对我们在道德和伦理中树立的习俗和行为准则，有一种破坏性的效果”。

在特雷弗这里，确实存在着盲目服从既有的价值而放弃思考的庸人之罪，比如导致米尔顿死亡的那些亲人；但是吉尔伯特的母亲却时时处在阿伦特所提倡的孤独的思考之中，并感到良心上的痛苦。让她保持沉默的不是缺少思考，而是怯懦。

特雷弗的小说让我们悲伤地看到，真实的乐园并没有向我们关闭，我们的怯懦却把乐园变成了地狱。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