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摘

一个以19世纪的瑞典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历史研究项目称，19世纪后半部分为“结社时代”。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这些结社中，所谓的大众运动，诸如劳工运动、农民运动、戒酒运动和独立教会运动，在国家—公民社会关系中扮演了相当特殊甚至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解这点，认识到如下情况是很重要的，即在斯堪的纳维亚，在过去（并且仍然是），大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许多其他国家所理解的志愿组织不同。

首先，尽管大众运动有着强大的地方分支机构来保证群众参与，但这类运动在过去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全国性实体；其次，从历史上看，大众运动视自身为抗议运动，对象是在世纪之交掌控瑞典的官僚精英、教士精英、贵族精英以及资产阶级精英。此外，作为抗议性的和自助性的组织，大众运动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主导的慈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在官方的瑞典神话里，大众运动是对民众进行民主培训和组织化训练的主要学校。

瑞典以及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的独特性在于在国家和大众运动之间发展出了紧密的协作关系，与此同时，后者的自治也没有被破坏。为了说明这一历史的模式，我将关注瑞典国家和劳工运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也即1912年国家社会事务委员会的建立。

依照为成立这一委员会而准备法案的筹备委员会的观点，国家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济贫，而是处理所谓的劳工问题。筹备委员会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导致了潜在的政治性危险局面，而在这一局面下工人大众与传统地方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纽带日渐疏离。失业状态下，工人经济的窘迫、社会保障系统的缺乏以及众多的劳资纠纷已经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

因此，国家社会事务委员会成立起来，通过在工人安全、劳务交流和社会住房领域进行改革，以及对地方当局管理的贫困救济体系进行监督来解决上述问题。它的任务是解决劳工问题，其首要方法就是将这一具备威胁性的新的社会阶级的代表吸收到国家机器中去。委员会提议的结果是，瑞典工会联合会主席和瑞典雇主联合会主席在委员会中被给予席位；遵照法团主义原则，来自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其他代表在各个分委员会中被给予席位。

这种建立国家和组织间关系的模式并非中央主导的精英工程，因为这种模式在1902年公共雇佣交流所创立运行之时，就已在地方层面建立。因而一种通用的模式被创立，在这些地方委员会中，半数代表来自劳工运动组织，半数代表来自当地雇主联合会。委员会不仅代表了建议者的角色，而且在市议会之下对劳务交流负有全部责任。公共的和法团主义的劳务交流体系很快在瑞典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欧洲大陆是个例外。

这种法团主义关系迅速蔓延到瑞典的其他领域，进而作为瑞典模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导着瑞典的政治文化。不仅工会被组织到了国家中来，许多其他的志愿组织也被整合进来。

这表明，瑞典志愿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大体上是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远多过直接的竞争或公开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在1917年民主体制实现突破之前，大众对国家施加影响的法团主义方式已经被大众运动和统治精英所接受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均已把该类型的“民主法团主义”作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有效的政治途径，并认为它能使相关的各部分间相互信任，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产生可行的妥协，这进一步使平稳顺畅地实施公共政策成为可能。

20世纪初期，这种类型的民主已经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特征，而大众运动起到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首先，作为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大众动员的学校，它们使“成员们学会了如何对待主席决议，如何使自己适应多数的决议”。其次，旧财产秩序的没落遗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真空，大众运动作为中介性、现代主义的组织通过创造集体认同填补了在民族国家和公民之间出现的空白。假如在瑞典社会资本有“主人”的话，那就是大众运动。

需要补充的是，许多慈善组织的领导人快速占据了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建立的政府机构中的重要位置，这种情形在国家社会事务委员会中尤为明显。慈善组织起到很小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国家友好”立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它们并非小心翼翼地保护自身权利，而是对公共权威的介入持一种乐观的立场。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美）罗伯特·帕特南主编，李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七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