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演化复杂多元。廓清传统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地位、功用、限度、分类、创新以及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周围的世界，并帮助我们在经济学方法应用下，促进我们的生活福祉。

传统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

把经济学视作“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有其较为久远的历史，马尔萨斯（1766—1834）在其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曾作出一个著名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19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曾于1839年写道，这种场景是“沉闷的”。十年之后，他于1849年在一篇有关为重新引入蓄奴制度辩护的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是一种“沉闷的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把经济学戏虐地称为一种“沉闷的科学”，甚至张冠李戴，误以为卡莱尔鉴于马尔萨斯的上述预言而将经济学贴上“沉闷的科学”之标签。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根据该报告的预言，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达到极限，也就是“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进而建议，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无疑与马尔萨斯的预言一脉相承，又一次描绘了人类未来“沉闷的”前景。

不过，对于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仍然存在两类观点。罗马俱乐部属于悲观主义者，认为存在“增长的极限”，要用“堵”术限制增长，使得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能够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也就是实现推行“堵”术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人类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享受为代价。部分乐观主义者否认存在“增长的极限”，部分则认为，即便存在，它也是不断地被往后推移，人类也永远看不到，这等于没有极限，因为人类的知识、制度、技术和组织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新的资源会不断被发现，新的技术会不断被发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由此也不断被拓展。正因为如此，乐观主义者主张通过推行“疏”术来促进增长，增进财富，增进个人的自由与享受，也就是实现推行“疏”术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其要旨在于增加人类的知识，改善人类的制度、技术和组织，其核心就是发展善治所必需的制度体系，并实现善治。

对于罗马俱乐部那些悲观主义者来说，经济学无疑仍然是一种“沉闷的科学”。其任务不再是促进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是要对其进行限制。而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经济学不会“沉闷”，正好可以大展身手，促进人类经济与财富的增长。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觉得主流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但对于很多宪政主义者来说，主流经济学因其在破坏产权方面助纣为虐，确实是够“沉闷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让人沉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它代表的是一种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学，涵盖个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选择，它与其他非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个人主义哲学和宪政主义思想的关系，由此构成的洪流目前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新古典经济学这条“主流”，它在未来也应能代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方向。

新古典经济学则不然。它与人类迄今为止在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隔绝、相互背离，其本质是强调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权能的相对扩张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压缩，来促进“社会总福利”意义上的整体“自由”，而这种整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往往是建立在损害个人的自由基础上的, 因为个人福利不能简单加总，而且往往相互冲突。在西方国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往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多数表决制一拍即合，造成“多数暴政”，成为践踏个人自由的帮凶。在某些东方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与政府威权体制相结合，也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犯。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门伪科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没有此类问题。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奥地利学派的来龙去脉和代表人物

奥地利学派的形成可以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该书实际上开创了边际效用理论。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第二代传人弗里德里希·维塞尔和欧肯·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随着最初两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部分主要思想为主流经济学所部分吸纳。后来，第三代传人米塞斯提出社会主义的可计算问题与人类行为学，以及第四代传人哈耶克提出基于知识论视角的洞见，两者大大丰富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宝库，既复兴了奥地利学派传统，又实现了某种奥地利学派的内容拓展和重心转移。延续下来的奥地利学派余脉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米塞斯从欧洲到了美国，在那里扎根，其思想由第五代传人之一罗斯巴德承接，并在美国独树一帜。除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与方法之外，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是新奥地利学派的最主要理论支柱。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甚至把现在的“新奥地利学派”称为“人类行为学”。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既对英美世界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构成了一系列挑战，也对德国主流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构成了挑战。门格尔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理论科学，推演出了一系列普遍规律。他在英美世界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而且经过他的努力，这种理论更加巩固。但是，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和普遍规律，认为经济学只是经验科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积，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推演、总结出他们认为的普适价值和普适规律。

与奥地利学派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总是让人推演出一国的特殊论，尤其是德国特殊论，或者“德国模式”。如果放在中国，就容易推演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模式”。但是，一国“特殊论”或者“模式论”容易以偏概全。中国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自由有所增进和维护以及经济运行环境较为稳定的结果，没有逃脱一般的普适规则。

卡尔·门格尔出版《原理》之后的最初12年里，该书备受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冷落。那时还无“奥地利学派”之称，也还未真正出现奥地利学派。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著述推崇门格尔的思想时，这些新的文献获得了“奥地利学派”的名头，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傲慢自大的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安于这些学者头上的一种“诨号”，而非一种尊称。但是，恰恰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独到的洞察力和说服力为其赢得了尊严和生命力。其实，这类事例在经济当中也往往存在：“二战”之后，“德国制造”曾经是劣质品的代名词，后来则是优质品的化身；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也曾如此，是否在今后也能获得与“德国制造”同等的美誉，则需要国人努力打造。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包括：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它把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认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或者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整体经济的缩影。不存在所谓的“集体”或者“组织”的行动，只有个人的行动。“集体”或者“组织”只是一种指代，其背后是一些具体的个体在行动。

主观主义认识论。它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知和预期，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这些知识、信息、感知和预期，都是主观的。

主观价值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大小取决于购买者肯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需求和条件，客观上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经济价值或价格。它与斯密以降的劳动价值论是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所谓“剥削劳动”毫不相干。

边际效用理论。门格尔虽然没有提出“边际效用”概念本身，但完整地提出和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认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

机会成本理论。按此，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作出一项选择而被放弃的、价值最高选择的成本。

有关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理论。它认为人们的消费有时间偏好，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提出“迂回性生产”的作用，而这里的“迂回”就关乎时间。

时差利息论。这是关于利息来自于价值时差的一种理论，由庞巴维克提出。他认为，在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别，这种价值上的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一切利息都来源于同种和同量物品价值上的差别，而同种和同量物品的价值上的差别又是由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别造成。

价格协调理论。哈耶克认为，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而且，价格体系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化分布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

竞争作为发现程序的理论。该理论由哈耶克提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是发现很多事实的程序。很多分散知识是在竞争过程中创造和产生的。竞争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在于竞争的结果不可预知。

市场过程理论。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行为学（或人类行动学）理论。这是一种有关人的行为普遍规则的经济理论。按此，人是“行动着的人”，人的行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其目的性，都是理性的行动。这里，人的行动是指有意识的那部分人类行为。而无意识的那部分，不属于人类行为学研究的内容。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行为规律，包括经济规律。人类行为学认为经济问题需要在人类行为学总架构里面加以讨论。米塞斯把人的行为分为无意识的行为和有意识的行为，其中无意识的行为，不属于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对象。

此外，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包括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自发秩序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企业家理论等，均是独到有特色的理论。

奥地利学派在中国

中国大陆对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著作的译介，从我个人所掌握的资料看，解放前就有。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崩溃》发表于1936年。解放后，直至“文革”，也有一些译介问世。比如，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出版于1958年，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出版于1959年，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出版于1962年。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发表于1964年。“文革”期间，这方面的译介出版工作基本上停顿了。“文革”结束之后，奥地利学派的著作逐渐恢复出版。比如，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出版于1982年，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出版于1989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奥地利学派译介作品开始日渐增多。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出版于1995年。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另译为《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于1999年，《通往奴役之路》的新译本出版于1997年，《法、立法与自由》与《致命的自负》均出版于2000年。其后，奥地利学派的译介趋于“井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名字，如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等，越来越为更多的国人所耳熟能详。

至于有关奥地利学派思想和方法的研究，目前可见的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国人日益关注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之所以如此，与奥地利学派思想能够带给每个国人的巨大效用有关。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国人研究和关注。希望我辈的研究和关注可以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