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III的局限性

2014-11-03 11:08:58

理性投资

近期我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第18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这是两年一度的世界顶级银行监管者的会议,以评估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后建立的新规则——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进展情况。

在解决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能够阻止下次危机吗?

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应该保持谦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西方大脑并没有看到上次危机的来临,那么也没人可以预测下次危机何时到来。事实上,今年爆发的三大事件在去年都没有进入大家的雷达屏幕,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改变历史进程——乌克兰、ISIS恐怖组织和埃博拉病毒。这些都是能引起全球混乱的“蝴蝶效应”事件,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拥挤程度不断上升、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

第二点要承认的是,我们用来思考世界和提供解决方案的科学范式存在缺陷。我们陷入困境,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模型和理论都认为,基于历史数据我们可以一种线性、机械的趋势预测未来。它使我想到飞行员的格言,即依赖黑匣子飞行的飞行员最终将死于黑匣子。如果雷达不能探测到前方的气流震荡,我们将直接飞进风暴中。

我们今天使用的科学范式都是把一个完整的问题分解成几部分,然后分别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对于每一块细小的领域了解得越来越深。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系统内,所有环节都相互连接,并且以非线性的复杂方式进行互动。

加州的系统思想家菲杰弗·卡普拉曾以著作《物理学之道》和《生命之网》打开了全新的领域,最近他和意大利生物化学教授皮埃尔·路易吉·路易兹合著了一本本科生教科书——《生命的系统视图》(剑桥出版社,2014)。他们认为,当前的牛顿式的科学世界观是机械和过时的。我们今天需要的世界观是“进化不再被视为竞争性的生存斗争,而是合作的舞蹈,其中创造性和持续的新奇事物的出现是前进的推动力”。

事实上生活不仅是合作的舞蹈,也是战争的舞蹈,因为乌克兰冲突、ISIS恐怖组织和埃博拉病毒的出现都与地理和权力有关。卡普拉和路易兹建议,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优质科学,促使我们从关系、模式和环境的角度进行思考,即“系统思考”。

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系统内,它们在动态变化,不断与其他系统进行互动,所以我们必须从关系、模式和环境的视角理解世界。

这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即解决上次危机的问题能否成功阻止下次危机?作为银行监管的全球标准制定者,巴塞尔委员会希望纳入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本周,它宣布吸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智利为新的成员国。它非常积极努力工作,以鉴别上次危机的起因,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新规则进行修补。

但是,如果过去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那么修补过去的问题只是预防下次危机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对于增加更多的复杂规则能取得的效果,我们最好不要太过于乐观。

乌克兰、埃博拉和ISIS与银行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们会对银行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它们可以破坏实体经济活动。银行拥有全球一半的金融资产,乌克兰和ISIS的战争活动也通过银行或地下钱庄筹资。与埃博拉病毒的斗争和控制病情要花费10亿美元。所以,当我们通过巴塞尔协议III修复银行体系时,银行经营所处的整体环境正发生变化,科技巨头像苹果(iPhone6支持移动支付)和阿里巴巴等正对银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全球金融体系严重影响了银行业,这部分要归咎于影子银行。但是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仍然在路灯的灯光下寻找钥匙,而不是去影子中寻找答案,而越来越多的监管正把实际的融资活动推向影子银行体系。也许解决方案是改进灯光的覆盖面,但也要明白,越来越多的专业银行监管者无法仅靠他们自己解决全球的问题。我们需要共同合作以解决全球问题。

我们生活在多极化和差距日益严重的世界中。世界在放慢脚步,但巨大的流动性催生了泡沫市场,并且这只是有钱和有权人的游戏。世界并不缺少信用,但缺少资本,我们需要更多资本以缓释99%的未知风险,同时也增加系统内的公平性。

这超出了银行家和银行监管者的职责范围。所以,我谦卑地认为,巴塞尔协议III将解决过去的部分问题,但不足以应对明天的危机。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

沈联涛/文
巴塞尔 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