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戴路/文

谭盾在上海的工作室是一座老式的四层洋房，尽管位于市中心，但院内颇为简静。工作室里几乎每一件物品都与他对音乐的理解相关。一楼会客厅里，最显眼是一台彩色琴键的自鸣钢琴和一架编磬，两种相隔着久远时空的乐器被并排放在一起，可以用来演奏同一段音乐，并阐释彼此的联系。

谭盾是一位充满强度的艺术家，说话时手舞足蹈、表情非常丰富，很难在同一个地方坐五分钟以上，经常说着说着便哼起一段旋律来。

当被问及什么是“尊贵”时，谭盾回答：“大自然很尊贵，人的思维很尊贵。”在谭盾眼中，音乐可以转化为世间的一切形状、情感和事物，“世间的声音就是一台巨大的钢琴”，而所谓创新则是人类思辨的力量，与其说人类发明事物，不如说是发现，发现和寻找某个存在已久但不为人所知的事物，捕捉它、定义它、给它命名，正因为如此，他创作水乐、陶乐、纸乐、音乐地图，甚至互联网都可以被结构为音乐。

谭盾出生在偏远的湖南长沙茅冲，那里也成了他日后的灵感之源。为红白喜事奏乐的乡村乐师们为他开启了音乐的大门，“水乐”的灵感来自故乡潺潺流动的溪水，妇女们在水边洗衣洗菜，用棒槌敲打衣物发出声音；路边的老人会用石头敲击出音乐，若干年后，谭盾创作“陶乐”时又去寻找那位老人，却被告知老人已经去世了，而这种演奏方式也就此失传。

恢复高考后，下乡插队在县京剧团工作的谭盾参加了考试，在面试中，他用一把只有三根弦的小提琴模仿拖拉机的声音，即兴演奏了一首“铁牛进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他当时不知道莫扎特是谁，却对各类中国民歌如数家珍。

之后，谭盾前往纽约深造，在地铁里，他惊讶于对面座位上的腿都是不同的肤色，并逐渐开始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他在纽约半工半读，凌晨在格林威治村的路边拉琴挣钱，在学校餐厅洗掉了几万个盘子。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伴随着体力劳动，但他坚持下来，并最终在乐坛小有名气。

直到他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配乐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后，他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无论如何，这个聪明且精力异常充沛的人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机会。

而这些经历也让他打破了东方和西方、古老与现代、流行与小众的界限，他平衡了各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并进一步找到不同文化支脉在发展时可能存在的交集。

他的创作总是古老与现代的碰撞：用竖琴演奏中国乡村世代流传的歌谣，用水和交响乐队一起演奏摇滚乐，让观众用手机演奏“微信交响乐”……尽管传统的学院派对他的做法颇有微词，但这种创作方式很受年轻人的欢迎，他说：“我创作的是属于未来的音乐。”

但提到他最为人所知的电影配乐时，他说：“我只配爱情悲剧。我永远在唱一首挽歌，我每次做新的实验时，大家都被我迷惑了，说谭盾又在标新立异了。其实我每次的作品都对应着一个正在消逝的事物，比如我做《女书》，其实是因为女书消失了，现在我做《敦煌》，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的信仰消失了。”

采访结束后，谭盾意犹未尽地弹起了那台彩色琴键的钢琴，悠扬有力的琴声响起，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仿佛整座屋子就是一台巨大的钢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一种可以打破一切樊笼的力量。”

问：您是怎样进行创作的？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答：最开始可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安的、动荡的心态，因为你会被接触到的事物感染，感染了你就会想：为什么我会被感染？这个感受是否可以跟别人分享？然后就会有创作的欲望出来，创作的欲望一定是一种想要跟别人分享的动机。比如说《女书》，我觉得它就是一部圣经，告诉女人从出生开始，怎样成为一个很好的女人，也有春夏秋冬的阶段，如何成为一个春天的女人、夏天的女人、秋天的女人，最后成为一个冬天的女人。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激动不安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要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表达出来，同时找到一个有效的、直接的、深邃的途径，跟你的艺术观众去分享。

问：您是怎样看待女人的？

答：应该说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母性，就像大地，我觉得所有的自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对《女书》感兴趣，最开始并不是说我对女人感兴趣。

当然我对女性确实感兴趣，创作音乐的很大激情来自异性的美对我的吸引，同时也是一个对阴阳平衡的哲理的寻求。

进入女性的世界很难。进入年轻女人的世界很容易，吃顿饭、聊天、听音乐、看画展，拥抱拥抱，然后就会有很多肢体和灵魂的接触；但是进入《女书》中老太太们的世界很难，让她们把年轻时的梦想、歌声、眼泪重新讲出来，是一个蛮艰难的事情，所以首先要进入她们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这是最难的。

我觉得真正寻找女书的缘由就是想找到一个论证：生命是一个圆。我觉得湖南女书是圆，你发现老太太们唱的歌的旋律是一个三全音，这个声音非常古老，但是从前卫的角度来看，它又非常前卫，前卫和古老之间是一个圆，你很难说起点在哪里。钢琴是长方形的，但是音阶作为一个一个的点又可以用来表现圆。

最最古老的乐器编磬，跟现代的音乐也有关系，巴厘岛上的原始音阶，如果我换一个外国音乐家来演奏，不告诉你这是2400年前的音乐，你会发现它很现代。这就是我设计的音乐的做法，没有头、没有尾，只有继续。

问：您似乎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您只是去寻找其中的规律。

答：是的，我是觉得世间的声音就像一台巨大的钢琴，但是大自然这么大，琴键在哪里？就是在这里（指脑袋），敲这里就是在敲击大自然的感情。大自然这台琴，它的发声、它情感的流露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的所有声音都是没有感情的，之所以你能听出感情是因为你心里有情。你敲的是“心琴”、“脑琴”，你失恋时去听外滩的风声，忽然眼泪就出来了，你觉得这个风怎么这么凄凉，其实你每天经过外滩它的风都不凄凉，是因为你的心情凄凉。

问：“心琴”和“脑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答：我觉得“心琴”比较感性、直接，“脑琴”比较理性、思辨。这就像颜色一样，大自然的颜色是完全有结构的。音乐也是一样，你思辨的时候就会出现结构，出现结构以后就会出现音阶，就会有排列，有起承转合，一切的一切就出现了。人对直接的观感最强烈的感受是把这些直接的东西放进一个思辨的结构里去，它会产生更加震撼的反应。

你如果搞设计、视觉、音乐艺术，你就会发现“脑琴”奏出的声音有时比“心琴”奏出的声音更加震撼，这就是思辨的能量。抽象的思维对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我觉得“心琴”的音乐是非常质感的，就像你见到女性的第一眼，美丽、性感、多情都有可能，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了一本书叫《丝》，就是讲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相爱、做爱，但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他们擦肩而过就有感情，他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他一眼，然后离开了，但是离开了就忘不掉，于是他就开始寻求一种结构，完全是想象的、梦幻的，最后，你就发现这个小说这么吸引人，这一切都是思辨。

问：中国的古人崇尚自然，相信上天的意志，西方人相对崇尚个人意志，您选择哪一种？

答：艺术的创作从来不分东方和西方，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命的角度去感悟的。比如我们讲绘画，尽管油彩跟水墨是不同的物质，一般而言，水墨更体现感性，而油彩更多的是体现意志，也跟（油彩）需要长时间的保存有关。但是你会发现，它们表现的东西是完全可以颠倒的，你可以用水墨表现意志，油彩也可以用来表现非常水灵的东西。我更多的是用西方的交响音乐去设计音乐的人，我也用网络语言，我也用电的影子（谭盾对“电影”的个人叫法）的语言去创作，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存在东西方的区别，只是物质材料的区分。

问：您是一开始就没有做出区分还是逐渐将它们收容进来的？

答：我一直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我30岁之前的使命感，更多的是要找到民族的声音，创立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要让中华民族的艺术观、音乐感就是与众不同，要论证它，中国人就是与众不同、历史悠久，我那时候有很浓重的民族情怀，我就要像贝多芬一样，他的精神就是德奥的精神，我就是中国的贝多芬。但是过了30岁，我就觉得我的使命感变了，我更加注重人类生命的价值，更加关注世界的资源、环境，所以墨西哥海湾的污染、动物的灭绝也会非常震撼我，同时亚马逊森林的砍伐和消失也会影响我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生命。真正的艺术家的使命感应该是生命的、人类的。

问：这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

答：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问：您认为什么是尊贵？

答：我觉得大自然很尊贵，人的思维很尊贵。很多人信奉上帝、上天、天籁，有各种表述，但是我觉得所有表述的方式其实都是相信一种非常尊贵的力量创造了一切。我觉得音乐和艺术就是我的宗教，音乐和艺术让我相信一种非常非常无与伦比的尊贵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佛陀，可以是道神，也可以是基督，很多人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宗教，当然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说，如果艺术作为一种宗教的话，它跟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永恒。

问：艺术家处于不断追寻的过程中，如果无法触摸到自然之力就会陷入迷惘和孤独，这种状态您有过吗？

答：这种状态我经常有。我经常会沮丧，我沮丧是因为我深信其实与其说我在寻找艺术，不如说艺术在寻找我，所以我非常沮丧的时候，我就会对着天大喊：“上帝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只给了我两个音？”

问：您玩微博、社交网络和微信交响乐，对这些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对互联网的感受是非常形象思维的，很像一个中国男孩的思维，中国人老说“思路”，这个思的路，正好形成了中国人对结构的一种描述：蜘蛛网。最开始我对网络的理解就是一种看不见的联系，我最开始跟YouTube做网络交响乐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有一个广告呢，说：“嘿，我们都在一条看不见的路上走，而这条看不见的路就叫网络，它跟思路是一样的，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通向哪里，更不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去到哪里。”

为什么我对微信交响乐感兴趣？因为微信从声音的角度来说给了我一个无法想象的平台，所以我做《隆里格隆》，我有一种非常异想天开、穿越时空的感觉。我最先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是在看电影《社交网络》的时候，这部电影开始的时候，配乐是迪斯科，完全是数码的，然后忽然一个非常哀伤的蓝调钢琴出现了，我当时想：天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然后又想，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非常穿越的声音里面，这个声音是什么呢？

当然，不可能再回到《社交网络》的原声音乐里去了，我突然觉得我听到的社交网络的声音是在网上，想象所有的网都是看不见的琴弦，你知道这有多伟大吗？他们都说我狂妄，我说我从来不狂妄，只是我想到的事情让我变得很狂妄。狂妄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你碰到了让你狂妄的东西。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想法，我把中国人的一个口头禅“隆里格隆”放到了网上去，当在音乐厅的2000部手机同时播放“隆里格隆”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吗？

我常常想起环保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使命感来自对生命的、人类的探索。我写生命源头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写一个挽歌。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一只鸟，飞啊飞啊，没有落脚的地方，我想：森林去了哪里，都他妈砍光了？这就是我的使命感，我是一只鸟、我是一团空气、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头牛、一条狗，我跟大家一样，在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探索用大自然的旋律、太空的舞台，寻找音乐艺术的结构，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太大了，它可以用宇宙的所有声音、图像和空间来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