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前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去世后，美国各界发出了真诚悼念。此前的2013年11月，奥巴马在白宫接见92岁的布拉德利，向他颁发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奖章”，称赞他为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布拉德利所建立的新闻职业标准，代表了真实、客观、细致的报道模式，他的成绩引领着更多人进入新闻行业，秉持职业操守，报道越战、“水门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让《华盛顿邮报》跻身世界著名大报行列，更让华盛顿不诚实的官员们如坐针毡。

布拉德利是一位魅力四射的领袖，在报社内部广受尊敬，可以说他的性格塑造了鼎盛时期的《华盛顿邮报》。

本·布拉德利，1921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二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通信官。对于未来职业他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代燃起的对新闻事业的热情。战后，他协助创立一家小报，两年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1948年被聘为《华盛顿邮报》记者，三年后辞职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官，1954年被聘为《新闻周刊》驻法国特派记者，1957年重返华盛顿担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办公室负责人。1965年担任《华盛顿邮报》执行副主编，继而在1968年出任主编。1991年退休后他被任命为名誉副总裁，直至去世。

虽然出身贵族，又受过精英教育，但在海军服役的经历，在布拉德利身上留下了两个痕迹：动辄脏话连篇，以及尊重下属展现出的才华。作为主编，布拉德利聘人的标准是“雇比自己聪明的人，并协助他们施展才能”。他深知一份报纸的成功靠的是人才和团队，主编的角色是协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才华，不遗余力发掘真相。

执掌《华盛顿邮报》之后，布拉德利力促报社转型，脱离传统都市日报的窠臼，将有冲击力的新闻和激进的报道方式相结合，同时着力刊登先前只在最优秀新闻杂志上才能读到的深度报道。此后，《华盛顿邮报》很快成为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报之一。编辑团队从300人增加到600人，新闻预算从300万美元增加到6000万美元，发行量从44.6万份升至80.2万份。

在记者们不断发掘真相的道路上，最需要的是主编的指导、信任和鼓励。对主编来说，这有时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也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布拉德利担任主编期间，《华盛顿邮报》公开过五角大楼的越战文件，追踪报道过“水门事件”，成为某些政治人物的眼中钉，却维护了社会和民众的利益。

因为擅长沟通，又颇具个人魅力，布拉德利很容易与人交朋友，其中既有一些“核心人物”，也不乏普通人。他最著名的朋友是肯尼迪总统，与报社印刷工人也能谈得来。而《华盛顿邮报》之所以能够取得后来的成就，更是离不开布拉德利用心经营的与出版人格雷厄姆的良好关系。格雷厄姆给了布拉德利充分的财务空间，得以组建起充满精兵强将的编辑部，在困难时刻，比如报道越战文件和“水门事件”之际，格雷厄姆不顾律师和投资顾问反对，给予了布拉德利充分的支持。

“水门事件”从一个“三流盗窃案”发展成导致尼克松黯然下台的惊天政治大丑闻，《华盛顿邮报》的400多篇报道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那段时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几乎天天跳出来抨击《华盛顿邮报》，点名批评布拉德利和两位记者。作为主编的布拉德利顶住了各种压力，坚持允许记者在报道中引用匿名消息来源，最终揭发了共和党尼克松阵营在竞选期间对民主党总部的非法窃听行为。该系列报道让《华盛顿邮报》获得了197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

在《华盛顿邮报》编辑部，布拉德利对新闻的评判标准只有两条，一是“有冲击力”，这样的报道刊出后会让报社受到广泛关注；另一种是“淡而无味”，这样的报道最多让读者的注意力在报纸上稍作停留。布拉德利的管理策略就是最大程度增加前一种报道，而将后一种压缩到最少。

但追寻“真相”和“有冲击力”的报道，有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1年，《华盛顿邮报》年轻记者珍妮特·库克，因为一篇讲述8岁男童染上毒瘾的动人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最后发现这是库克捏造出的“新闻”，连库克本人进入报社的履历也是伪造的。布拉德利发现此真相时，为时已晚，但他认为“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承认此事并向公众披露实情”。他在第一时间归还了普利策奖，责令报社监察专员调查并公开报道这一假新闻事件。

不管是“最危险”还是“最优秀”，在布拉德利看来，一切外在的荣誉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追求真相的过程是真正快乐和重要的。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敢保证，到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肯定会举行一个专门活动，来祭奠让《华盛顿邮报》赢得18项普利策奖的布拉德利。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奖其实也并不值几个钱。”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