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引述券商报告指出，央行在10月间向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投放价值千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借此要求商业银行投放的贷款利率有所降低才能展期。有观点认为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转变体现了央行希望降低利率的意愿。

尽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央行的官方证实，鉴于货币当局在今年屡出新招，使用过多种“定向宽松”的措施，而且也经常将传统工具与创新相结合，因此即使最终MLF这一新型工具得到确认，恐怕也未必会出人意料。

央行最近频频引入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种类繁多，名目复杂。对于非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政策工具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平时熟悉的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整，要想掌握所有工具的概念及其运作机理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抛开现象看本质，央行使用这些林林总总的工具，其核心目的无非是保持适度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

但如此，央行为何放着简单易行的降息降准工具不用，而进行制度创新呢？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后，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就一直在进行周末降息还是降准的争论与竞猜游戏。年底将至，经济学家们需要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进行预测，难免在降息的必要性和时点方面产生分歧。

其实意见统一的领域在于对实体经济中增长动力不足的判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有必要放松货币政策以预防通缩风险。近几个季度以来，出口短暂的恢复并不能弥补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内需中特别是投资需求较弱，对消费增长也逐渐形成下行压力，货币当局有必要降低融资成本，舒缓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和民生造成的压力。

央行具体使用哪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融资成本，则见仁见智了。

有反对降息的声音认为：第一，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一增大就希望政府刺激以熨平周期的观点是短视的，这是对改革的不信任。第二，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即使央行降低基准利率，银行也未必会降低实际收取的贷款利率。第三，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市场正处在美联储停止数量宽松，未来准备加息之际。如果美元利率上升，人民币利率下降，唯恐会导致资本外流。

反对降准的观点与以上观点类似，认为目前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凸显，一旦放水，不仅对于经济运行没有根本推动，很有可能更激化矛盾，造成债务率进一步上升。反对降息和降准的主要依据是货币政策归根结底属于总量政策，在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等硬伤的情况下，使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

但是支持降息降准的一派则认为，目前总需求虽然偏弱，但是社会融资总量和利率的变化还不至于到了量价齐跌的地步，货币政策尚未失效，应该在CPI通缩出现以前积极地运用降息降准等工具，避免就业情况恶化和工资收入下降。

如果宏观基本面进一步恶化，决策层需要主动采取措施，不应忽视降息降准等手段所带来的强大信号作用。定向宽松政策虽然增强了货币政策“指哪儿打哪儿”的准确性，但其弊病在于不透明，不够市场化。此外降低基准利率还可为贷款存量重新定价，有利于更大范围地降低融资成本，受益者不再仅限于新借款人。

考虑到公众对较高债务率的担心，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尚未解决的客观情况，央行在短期内仍然投鼠忌器，恐怕还想在降息之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CPI通胀继续在2％以下徘徊数月，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恶化或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转为供大于求，降息条件或接近成熟。

另一方面，7月份以来在美元指数大幅走高的情况下，人民币继续相对美元升值，与国内降低融资成本的宽松导向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第三季度外贸盈余屡创新高，但应该承认其主要是由于内需不振导致出口低迷，并非来自出口增长的强劲反弹，似乎看不到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

姑且不论货币持续升值不利于长期国际竞争力的调整，即使从短期看，升值也会遏制本币投资，可谓与加息无异。这不仅辜负了一季度好不容易才打破的单边升值预期，而且并不能吸引外资帮助降低国内融资成本。

不可否认，货币当局选择政策工具同样进退两难。一方面央行希望实现稳定物价、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肩负着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任务。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指出，每一个政策目标必须要有至少一种独立的政策工具。也就是说，要想击中宏观调控和金融风险这两只鸟，恐怕需要至少两种政策工具。而央行手中就算有再多的从价/从量货币工具，看起来是很多个石头，但由于它们的线性相关性，恐怕还只是一种政策工具，没有其他政策辅助，央行可能打不到这两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