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辞谨慎，态度平和，行事低调。在美国求学和工作十多年，浸淫于个性张扬的硅谷，人们想象中的蔡洪滨应该是思想犀利，善于交际，言辞咄咄逼人，然而他几乎不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辞激烈的论点，也较少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抛头露面”。蔡洪滨看上去是一位低调严谨的理性色彩浓厚的经济学人，几乎让人忘记他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已经四年之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中国的“商学院”概念，至今在中国已经20余年，中国内地的商学院已遍地开花。随着快速扩容，浮躁花哨与教学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对此，蔡洪滨有他自己的理解：商学院是需要有灵魂的，一个是学术灵魂，一个是思想灵魂，这是商学院的基础。

相信学术的力量

2010年12月，43岁的蔡洪滨出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这位学数学出身的斯坦福经济学博士，2005年回到北大光华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该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当他接替张维迎院长之初，很长时间公众对他的能力和学识表示担心。厉以宁担任院长时64岁，张维迎接任院长时47岁。从“厉股份”到“厉土地”，从阐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到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地位，厉以宁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身上张扬着陕北人的那股倔强、执拗劲的张维迎，因其鲜明的个性、犀利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经济和改革独到且深厚的认知而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人物。

蔡洪滨对此曾说，做这个顶级商学院的院长压力不小，活不好干，没办法超越前任两位院长。“我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他们这样的高度。”

或许，低调、严谨的个性让他很难成为明星式的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术上的深厚功力。如果你喜欢阅读诸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这类国际顶尖的经济和金融专业学术刊物，或许你会发现蔡洪滨的名字，并能在他清晰严密的学术逻辑中发现他的慎思与独立。他还为30多家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做匿名审稿人。

相比一些专注宏观经济的学者，蔡洪滨会以扎实的数学功底养成严密的逻辑与哲学、社会学的多元兴趣进行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分析体系和研究方法，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微观的研究，诸如企业行为、地方政府行为，包括更具体的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诸如此类等等，从而发现背后的原因、机制。他希望用比较系统性的数据，做一些理论分析，甚至到地方进行实验。他说，“院长这个位子只是暂时的服务工作，一辈子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做研究。”

蔡洪滨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8年考上北大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成为厉以宁的研究生。三年后，他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蔡洪滨在美国，遇到了全球最杰出的经济学教授，写出了今天看来依然给人启发的学术论文，并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的工作经历。然而，他明白自己学术生涯的归宿是中国经济问题。因此，他毅然回到曾经求学的北大，投入中国问题的研究。

他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感慨，学术的道路很艰辛，国内的学术环境下，坚持学术更是不容易。他希望学生们内心有这么一种相信的力量，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学术的力量，相信所学能够为改变社会而有所贡献。

商学院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面对商学院是否能培养出企业家的争议，蔡洪滨认为，尽管企业家不尽然是商学院能够培养出来，但是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商学院。商学院可以把普通的创业者锻造成优秀的企业家。他相信，商学院可以培养更透彻地剖析及还原事物本质，对国际经济、国际商业有深入理解的人才；可以输送有着很好的管理知识、管理能力、管理技能的人才；以及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开阔的胸襟看待社会并有使命感的创业者。

他多次对媒体表示，商学院学生的人生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尽可能给需要关照的人们以更多关照，给需要机会的人们以更多机会，给需要希望的人们以更多希望。这是光华人的人生本色。

与此同时，商学院不应该成为一个俱乐部，这不是光华应该做的事情，光华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如果以挣钱为目的，需要迎合客户，需要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是北京大学的商学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机构，我们希望提供系统的，有价值的商业知识、商业智慧、交流平台，同时我们希望提升学员的人生价值，利用北京大学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的优良传统，去感化、影响一批批商界达人。

如何避免EMBA成为企业精英俱乐部？中国EMBA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

他总结出光华EMBA教育的四个特质：诚信和责任、国际化视野、整合学习及自主创新。也就是四个I（integrity，international，integrated，innovation）。

关于诚信(integrity)，是指在教学和科研中间，更加关注诚信原则及社会责任，关注社会进步。至于国际化视野（international），是强调学员能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真正能坐下来，能够深入地理解别人做事情的角度，别人的文化根源，以及对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看法背后的原因。第三点是整合性学习（integrated），一方面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另一方面强调跨学科之间的整合，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管理问题。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是全面提升学员素质的方向。

最后一个I就是自主创新（innovation）。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中心在教学、研究、实践、国际合作等方面推动学生创新创业。

蔡洪滨一直在公开场合倡导“经济转型靠创新驱动”的理念，他说，很多制造企业的利润率是百分之十几，再算上税收、人力成本，基本不赚钱，因此在管理上做创新是一个趋势。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经济“换挡期”，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转型的痛苦逼迫想要生存的企业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蔡先生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是长期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物流成本负担加重、商业环境没有改善、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因素，使得在国内做实业面临多种煎熬。最终解决之道，只有管理创新。

张维迎在他的《企业家》一书谈及中国的企业家过去的30年风云历程，他表示：“中国企业家的这30年，主要做的是套利，但套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的成功，主要靠创新。中国过去3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这是后发优势带来的，这可算是哈耶克讲的寄生经济，但这种优势正在枯竭。从计划到市场的发展可以依靠套利，但从配置效率向创新推动的增长的转变却要依靠创新型企业家。”

创新是光华管理学院一直秉承的理念。

近几年，光华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以此为平台，整合学院内外、北大校内外、国内外创新创业的资源，创造一个自主创新的生态环境。

据了解，光华管理学院陆续开办了创新项目，学院针对理工科学生双学位的课程项目，教授基本商业课程和创新创业方面的培养。同时，学院探索与国际合作的网络，并利用临近中关村的地理优势开展校外的联合项目。

在国际合作方面，光华和斯坦福大学等商学院在创新和创业方面进行合作。他们有一个创新车库的课程，使用了先进的技术，让两个学校的学生一起合作，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车库课程也有中文版。

蔡洪滨说，斯坦福商学院的MBA规模虽小却有鲜明的创新创业特色，其背后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值得学习，我们要营造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师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富有创新精神。

针对“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充分的创新土壤”的问题，蔡洪滨分析，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际交往，但并不特别重视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有文化传承，也有制度性原因。真正要创新就要有足够多的思想平等交流，并打破层级制和等级制。苹果的辉煌经历，并不是乔布斯一个人闭门造车出来的，不是他想出来那么多技术细节，而是他对各种idea有综合判断力，然后能把不同的idea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技术完美结合的产品。他鼓励自己手下的员工挑战他。

硅谷的创新创业为什么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大企业，而是因为有很多小企业，每时每刻这些idea在互相起化学反应，又生出新的idea。蔡洪滨在硅谷生活多年，他深深体会到，硅谷是一个idea的熔炉，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切磋非常重要。

创新的生态环境有硬的东西有软的东西。蔡洪滨说，软的更难，硬的东西是研究机构、科技人员，甚至基础设施、道路、公路，国家投入很多资源，但是还没有像硅谷那种软生态环境，一些好的想法可能只能停留在年轻人的脑袋里头，没法通过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与资本对接起来，让种子慢慢发芽长成大树。

蔡洪滨10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上演讲时提出，儒家学说和道德观对中国人有重要的影响，这对于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是有好处的，但其是一个社会层级划分非常清楚的文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和创业精神。

蔡洪滨认为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需要降低层级和企业组织的扁平化，甚至是其他组织的扁平化，从而促进人们之间平等交流。“思想的交流和对权利距离的降低，未来是提升中国全面创新能力的基础，只有做到这点才能迎来中国自主创新的春天。”

他说，作为中国的商学院，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创造这样一种在师生之间进行互动的环境，把我们的院系之间的鸿沟能够磨平，能够在跨学科的学习之下进行更加平等的沟通。

创富者应有怎样的社会责任

在一些企业家眼里，一些商学院或者说有一些EMBA的教学看上去更像一个精英俱乐部，像一个财富俱乐部。

蔡洪滨表示，如果商学院的教育成为一个富人的俱乐部这是教育的完全的一种倒退，或者说是商学院的一种危机了。他多次提到过对于EMBA这种商学院的学生要加强人生价值和人文精神的一种培养。

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思想活跃，大家在一个讲座里面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争论不同的见解，这样一种氛围让在北大求学的蔡洪滨很震撼，这样一种自由的精神，这样一种人文的探索，和那种对社会的关注、责任感、使命感，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

这段经历也决定了他对商学院教育的思路。“EMBA课程并不是简单地教授管理知识，更不能变为精英俱乐部，而是应该把企业家责任和社会责任、民族的使命感、人文的精神作为EMBA教育的根本。”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大的金融机构做了大量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无干系。尽管从研发到销售的许多环节，工作人员知道这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危险性，但是依然受利益驱动而“击鼓传花”。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商学教育界都在反省，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否与商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有着必然联系，并反思国际商学精英式教育的合理性。华尔街培养出来的这些高管，这些作决策的人都是最好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

蔡洪滨认为，只有“心怀信仰”的学员，才可能坚守原则和底线，才不会出现中国的“华尔街之狼”。“在一个巨变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关心时代发展的脉搏，思考自己对于社会进步应做的努力和贡献。”蔡洪滨曾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坦陈。

他说，《一代宗师》电影里有一句话台词，讲的是武功的境界，在他看来也是人生的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是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不浪费自己的天赋。很多努力的人都做得到。见天地，境界高了，你看到事物的本质和真理，像经营企业和做事情，你能不断地取得成功。见众生，是更高境界，是忘掉事情本身，拥有崇高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见众生，关心芸芸众生的苦难，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境界的问题。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这是我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蔡洪滨说，如果我们能够汇集社会上所有的正能量，每一份的善良、理解和宽容，每一个人的礼让、尊重和相互帮助，都能够以乘数效应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后代就有希望生活在一个健康文明美好的社会。“乔布斯回到苹果的时候，要求一美元的工资；麦肯锡的创始人鲍尔，面对多次企业私有化占大股份的机会，而依然选择放弃。这些企业家正是放弃了把自己个人财富最大化的机会，才造就了这种伟大的企业。”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社会责任感的提出尤为重要。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体系与文化体系的重构和创新。结合当下实际来看，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背后都有着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因素。

蔡洪滨认为，当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天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管理人才同台竞技，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他们有无社会责任感，有无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有无对这个地球和全人类的责任感，将直接决定着竞技结果的高下。纵然是掌握再多门外语、纵然是熟知各国的经济条约、法律文本，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依然不是一名合格的人才。

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年一直在探索通过社团组织、学生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营造一个洋溢社会责任感的氛围，让责任感内化为学生的自觉。除此之外，还在探索新的方法，形成学校教育的合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让学生在未来的公益事业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让社会责任感“落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吸收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像往年一样，蔡洪滨站到毕业学生中间，用他惯常淡定的微笑对学生们提出三点要求：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心怀信仰；做好迎接失败和挑战的准备。

这是2014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的一幕。每一年他都要在学生们离开学校时，寄语他的思考。他说，熊彼特说过，所有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双脚都是站在颤抖的土地上”。表面看起来繁华盛世，其实蕴藏了无比的风险。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不断反省自己，低调谦虚，我们才会在巨变的时代保持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