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能连接一切吗?

2014-11-17 11:31:52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失去关系网后,这个人就不再成其为这个人。

社会,本来就是一张巨大的网络,每个人,都在这网络里成为一个节点,不断地与他人互动。互动的结果,在影响着他人,也在影响着自己。

这样的观点其实和中国古老的东方思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儒家就很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强调,甚至让西方人认为,关系这两个字不能用relationship来翻译,而非得翻译成“guanxi”才行——儒家对“关系”的重视。儒家的核心要义“礼”,指的不是礼貌,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基于你在整个社会上的位置你所应该具备的行为。而位置,来源于社会网络,来源于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学”这门学科慢慢被建立起来,伴随着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发达,这门学科里的几个名词忽然变得耳熟能详。比如说,弱关系。这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的发明。相对应的,肯定有所谓“强关系”,在这个概念上,华裔学者边燕杰用力颇深。格兰诺维特其实最重要的著作除了《找工作》这本书以外,还有一本名为《镶嵌》的著作同样极具学术影响力。在这本著作里,格兰诺维特表现出一种“中庸”的立场:他既不认为人完全是靠各种关系来决定的(人有自由选择),也不认为人是可以孤立在社交网络之外的。所谓镶嵌,就是在他眼里真正的人和庞大的社交网络之间的关系本质。

人们对关系的深刻理解正被复制到互联网世界,这也是互联网变成生活本身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的连接

几乎所有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承认一点:互联网正从一开始的工具,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变成了生活的本身。而互联网对我们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和他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年的互联网,无论是门户还是搜索,人只是信息接收者或匿名的信息找寻者。虽然大量的行为数据可以记录,但人对这种记录的感知度并不高。这个时候,互联网更像是一种工具,它只是提高生活效率的一种法门,真的忽然没有了,问题并不很严重。

社交网络兴起后,“关系”就直接被推到了人们可以看到的前台。社交网络包括早期的IM工具,后来的SNS,以及移动时代里的所谓两微(微博、微信),等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把人们那么近地连接在一起。时间上7×24小时,空间上跨越五湖四海。

各路商家也迅速卷入了进来。对于商业组织来说,哪里人多且出没频繁,哪里就是它们的战场。既然线上社交网络人头攒动,自然不能放过。人与商业组织,就此建立起了关系——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人们所效力的各种组织也卷入了进来,因为这是它们和自己员工最好的沟通手段。在基于社交网络的基础上,职业社交网路、企业社交工具纷纷被发明了出来。

互联网从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就演化成了生活本身。

当原有的形态被连接后,商业组织们开始开动脑筋,如何把原来本无连接的东西,让它们也连接起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互联网究竟连接了什么?

其实是:数据。只有数据才有可能被连接。有数据即连接,没数据创造数据,也要连接。

我的一个好友在做一个和医疗健康有关的创业公司,他有一次和我提到,为什么医疗行业不能按效果付费?比如说:吃了这种药,病好了,就付费。如果不好,就不要付费。我的看法是:其实有些病的未能治愈不一定是药物的问题,很可能是病人自己不改变自己的恶劣生活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友的回答很有道理:现在不是有各种智能硬件吗?总有方法能测试到你的生活习惯是否在改变。如果没有,那对不起,我就不承担效果不好这个责任了。比如说你是抽烟一族,由于你不改变这种习惯,总有仪器会侦知你依然在摄入尼古丁,而这点通过传回来的数据,我总可以看得到。

他的回答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借助各种硬件,把所有的一切连接起来,其本质就是:这种硬件的终极任务就是将非数据化的东西(比如习惯)数据化。而连接一切的前提就是数据化。这应该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而互联网的连接,其内涵也就于此。

让一切都数据化起来。

越线上,越线下

数据是冰冷的。

六度理论说,你和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只需要五个人介绍就可以建立起来。这话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说我想认识习总书记,我可以通过我的学院院长到校长到教育部长这三位,就能抵达。

但我的院长、校长、部长,他们肯吗?

很显然,六度理论只是一个“量”的计算,它并没有考虑到关系中的“质”的一面:关系有多好?

不要紧,社会网络分析里还有一些算法可以计算关系的质的一面。如齐美尔的计量方法论,大名鼎鼎的Gestalt心理学派,再是历经著名的霍桑实验和扬基城研究,后来米切尔提出了“密度、范围、强度、可达性、持久性、互惠性、频次”一系列计算指标,到了哈里森·怀特手里,则开创了社会学的一次革命。今天,无论是格兰诺维特(镶嵌),还是伯特(结构洞),还是林南(社会资本),都提供了一系列的计算方法。

但人和人的交流,依然存在很多“黑洞”无法数据化。同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如果一切都数据化,会变得极其诡异以及让人不能适应。

一个“越线上,越线下”的趋势出现了。即便有越来越多的工具让人们可以通过CMC(computer media computer)来进行沟通,但人们似乎越来越重视F2F(Face to Face)。CMC工具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新关系建立的机会从而加大了F2F的需求,一方面,它也为F2F约会提供了凑时间、凑地点的方便。而人在网上聊久了,始终会觉得,有些话F2F说起来效果更好。

F2F提供了CMC无法触及到的一个领域:非语言传播,包括肢体动作、面部动作等。传播学中一个富媒体理论(rich media theory)说,CMC会放大负面情绪。因为CMC无法完成人们的表情动作的符号传播,而恰恰这一些是微妙而又极为重要的符号。一部《在云端》的电影再现了这个理论场景,一位专门从事帮助公司裁员的人成天飞来飞去去安抚那些被裁者,后来他的公司为他配备了各种远程沟通工具,看似成本大幅降低,但是效果变得极差。因为CMC很难做到让他去拍拍垂头丧气的被裁者的肩膀以示鼓励,或拿出一张餐巾纸给嚎啕大哭的被裁者以示安慰。

线下的人际交流,是整个数字社会的一个“黑洞”:数据无法产生。不过,随着外部化节奏加快,一些数据同样能够产生。

所谓外部化,就是用数码设备替代原来的一些功能。麦克卢汉的名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大抵就是指人将自身的功能逐步外部化。放在桌上的PC、可移动的笔记本、基本随身携带的手机、就算是睡觉也有可能不拿下来的可穿戴设备、完全进入体内的可植入设备,这些可产生数据可传播数据的玩意儿,即将成为我们躯体的一部分。

当数据得以产生,连接便得以发生。我们将真的进入“连接一切”的时代。

真的能连接一切?

我的几位在某互联网公司从业的朋友,工作都很忙碌,朝九晚五这种事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有一天,他们的上司忽然觉得他们实在太辛苦了,决定放整个部门一天假。

眼瞅着一个上午已经过去,这位上司忽然有一件事要安排。上司在工作群里喊了一声,没人搭理。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搭理。第三次喊,还是没人搭理。上司火了,打开微信,一个一个点过去喊,又打开电话,一个一个拨过去喊:为什么不响应?统统给我进公司!

于是,一天的假期大概只有半天得以是真正的假期。每个人都开始忙碌起来。其中一位朋友还和我说,有次度假去泰国,坐在摩的上都在用微信和公司其他人沟通。

如何处置各种事件的优先级?当然是处理最重要且紧急的事优先,然后紧急不重要,然后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必然是最后一个次序。

但问题来了,什么叫重要且紧急?站在谁的立场上判定重要且紧急?一个人作为个人的立场,是不是和他所效劳的组织的立场完全一致?当一名员工在休假的时候,公司里重要且紧急的事,是不是也是他重要且紧急的事?而他一同外出的亲朋们彼时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是不是重要且紧急?

其实,没有答案。当连接没有产生时,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不知道,自然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但一旦连接产生,事情就变得纠结起来。是的,连接能够让多个点得以沟通,但连接无法解答“谁的立场”这个问题。

从商业上讲,我很看好企业社交软件。但从人的角度上讲,我觉得企业社交软件简直就是一个噩梦:用最有效率、最发达的手段,让所有人都被结构化在一张以利润为最大目标的网络上。

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很有争议的,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极有盛名。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马克思强化了“异化”这个词: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一手炮制了一张足以连接一切的网络,但我们都被牢牢地拴在了这张网络之上,片刻不得安宁。

连接,连接了一切,它能连接人成其为人的人性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

魏武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