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

2014-12-01 11:55:57

随着2014年进入尾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拉开帷幕,以明确下一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走向。众所周知,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实现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易如反掌;同时,尽管结构调整对于保证长期增长速度至关重要,但低于7%的短期增长速度恐怕也难以为各方所接受。所以,在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为未来经济发展做好铺垫的同时,也应加强顶层设计,以便宏观政策在各自优势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今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仅有7.7%,而1月-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也仅有15.9%,充分表明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加上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有必要赋予宏观政策更多扩张含义。

为了选好宏观政策组合,有必要在此简要回顾一下历史: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很快走出低谷,表面是因为货币信贷放量增长,实质却是因为国务院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应出台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不是财税政策作为先导政策抵补经济风险,就是货币政策再宽松,投资意愿也难以强化,尤其是那些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反复权衡、比较的民间投资。

受此启发,当前宏观政策组合仍应坚持以财税政策为核心和主导,同时货币政策要做好配套跟进。从今年财政收支情况来看,1月-10月,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8.2%,增长率仅在个位数;此后两个月,受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扩大营改增增加减税、去年收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仍较困难,地方部分省份收入增幅有可能回落,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因此,当前财税政策必须在提高效率上多下功夫,认真研究各类公司合作融资(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实现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以在启动投资中真正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

具体到货币政策,我们希望它能更多保持总量本色。最近两年,货币政策越来越走向结构化,如定向降准,创设SLF、MLF、PSI等货币政策工具,以便达到定向调控目的,很少作为总量性政策而出现。显而易见,货币政策与国家结构调整总体布局保持一致的初衷是好的,但让总量政策过多承担结构职责,很难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的条件下。

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否真正兼顾难以承受资金成本的各个经济领域?近期,中央政府为降低融资成本多次召开会议,不合理收费、不合理定价固然难辞其咎,但背后真凶却是经济疲软和投资风险高企,只有全局性降低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成本才是当务之急。否则,不但难以启动经济,还会节外生枝。之前,由于缺乏总量性货币政策以及实体经济需求不振,过多的流动性催生了“股债双牛”局面,虽然证券市场繁荣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其发展明显背离宏观基本面,仍然不免令人担忧。

近期,货币当局鲜见出台了总量性货币政策,即一年期贷款利率下降了0.4个百分点,同期存款利率下降了0.25个百分点,无疑赢得了市场普遍认可,对于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十分关键。但更深一步看,由于存款利率上浮区间从1.1倍上浮到1.2倍,相信绝大多数银行的资金成本并未下降(3.3%=2.75%×1.2=3%×1.1);同时,由于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畸高,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低于基准存款利率,加之贷款基准利率下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势必进一步压缩,不利于银行积极营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将成本偷偷转嫁给企业的现象。考虑到银行与企业是休戚相关的经济主体,货币当局如能在全面降息的基础上出台总量性的全面降准政策,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的根本降低。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世界范围内看,货币政策历来以体现公平性的总量政策而存在,是成熟市场经济体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越来越表现为“一事一议”的结构性政策,同时只非常笼统地向全社会解释出台原因,就可能使货币政策蜕变为直接干预微观个体经营行为的行政政策,将很难与改革和发展的精神相一致。

尽管货币政策不宜在结构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如能与财税等结构性政策制定部门协调一致,作为配角而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将为各界欢迎。例如,对于达不到安全、环保标准的工业企业,货币当局应严格限制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相反,对于财税部门给予适当补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小微企业,货币当局有必要督促银行为其贷款大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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