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进入尾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拉开帷幕，以明确下一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走向。众所周知，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实现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易如反掌；同时，尽管结构调整对于保证长期增长速度至关重要，但低于7％的短期增长速度恐怕也难以为各方所接受。所以，在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为未来经济发展做好铺垫的同时，也应加强顶层设计，以便宏观政策在各自优势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今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仅有7.7％，而1月－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也仅有15.9％，充分表明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加上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有必要赋予宏观政策更多扩张含义。

为了选好宏观政策组合，有必要在此简要回顾一下历史：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很快走出低谷，表面是因为货币信贷放量增长，实质却是因为国务院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应出台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不是财税政策作为先导政策抵补经济风险，就是货币政策再宽松，投资意愿也难以强化，尤其是那些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反复权衡、比较的民间投资。

受此启发，当前宏观政策组合仍应坚持以财税政策为核心和主导，同时货币政策要做好配套跟进。从今年财政收支情况来看，1月－10月，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8.2％，增长率仅在个位数；此后两个月，受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扩大营改增增加减税、去年收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仍较困难，地方部分省份收入增幅有可能回落，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因此，当前财税政策必须在提高效率上多下功夫，认真研究各类公司合作融资（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实现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以在启动投资中真正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

具体到货币政策，我们希望它能更多保持总量本色。最近两年，货币政策越来越走向结构化，如定向降准，创设SLF、MLF、PSI等货币政策工具，以便达到定向调控目的，很少作为总量性政策而出现。显而易见，货币政策与国家结构调整总体布局保持一致的初衷是好的，但让总量政策过多承担结构职责，很难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的条件下。

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否真正兼顾难以承受资金成本的各个经济领域？近期，中央政府为降低融资成本多次召开会议，不合理收费、不合理定价固然难辞其咎，但背后真凶却是经济疲软和投资风险高企，只有全局性降低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成本才是当务之急。否则，不但难以启动经济，还会节外生枝。之前，由于缺乏总量性货币政策以及实体经济需求不振，过多的流动性催生了“股债双牛”局面，虽然证券市场繁荣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其发展明显背离宏观基本面，仍然不免令人担忧。

近期，货币当局鲜见出台了总量性货币政策，即一年期贷款利率下降了0.4个百分点，同期存款利率下降了0.25个百分点，无疑赢得了市场普遍认可，对于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十分关键。但更深一步看，由于存款利率上浮区间从1.1倍上浮到1.2倍，相信绝大多数银行的资金成本并未下降（3.3％=2.75％×1.2=3％×1.1）；同时，由于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畸高，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低于基准存款利率，加之贷款基准利率下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势必进一步压缩，不利于银行积极营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将成本偷偷转嫁给企业的现象。考虑到银行与企业是休戚相关的经济主体，货币当局如能在全面降息的基础上出台总量性的全面降准政策，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的根本降低。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世界范围内看，货币政策历来以体现公平性的总量政策而存在，是成熟市场经济体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越来越表现为“一事一议”的结构性政策，同时只非常笼统地向全社会解释出台原因，就可能使货币政策蜕变为直接干预微观个体经营行为的行政政策，将很难与改革和发展的精神相一致。

尽管货币政策不宜在结构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如能与财税等结构性政策制定部门协调一致，作为配角而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将为各界欢迎。例如，对于达不到安全、环保标准的工业企业，货币当局应严格限制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相反，对于财税部门给予适当补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小微企业，货币当局有必要督促银行为其贷款大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