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三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团聚。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这种自卑感累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

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了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过去，而她与他们生活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是终生的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才获悉，他的父亲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茫然不知。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

斯大林统治持续的另一恶果，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亲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个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第二个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时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其中竟有极少数的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终止，或受压抑，被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指她所经历的“恐惧感”）。

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再次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摘自该书“引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